[讨论]从沈曾植的书学实践谈书法的继承和发展

沈先生虽然不像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偏激地尊魏而卑唐，
且能碑帖结合，兼容并蓄。
但他古韵却不是由古法来实现的，
在实现手段上，
还深深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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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乱说一通，
权当靶子吧。

[讨论]从沈曾植的书学实践谈书法的继承和发展

据说他非常重视包世臣的笔法(铺毫,转指),点画多侧锋取势,虽然行笔速度极快,却丝毫没有怯弱虚浮的毛病,这不能不归结于他在临习碑版石刻方面所练就的深厚功力.
无论临写何种碑刻,除结构特点效仿原碑外,用笔方法都采用包氏笔法.
他对章草非常偏爱,也很留意隶书,这是造成他后来风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章草意味较浓,故字与字之间较少连笔,每个字型各逞其态,让人觉得他真正追求的不在于气势,而在体态.
以模仿隶书和北碑效果的用笔来写晋,唐行草,字型体势来源于法帖却又回避牵连和流畅,从而构成了他书法最为明显的特征.
同时书法曾熙曾总结他的书法特点: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所以不稳,字愈不稳则愈妙.
(先抄些人家观点,好好学习后再来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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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话题!先坐下听听大侠们的高论!

[讨论]从沈曾植的书学实践谈书法的继承和发展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

开这个帖子，
起因是和一位网友的网络Q聊，
我们谈到了思路宏阔、通达的重要性！
谈到了沈曾植和钱钟书。
默存先生我以往关注的更多一些，
但是，若选择他作为讨论对象，
更容易让这个讨论没有边际，
所以我放弃了。
我的初衷，
只是想借沈曾植先生的思路用用：））。

[讨论]从沈曾植的书学实践谈书法的继承和发展

我觉得，
沈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式、方法，
在清末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只是大多数学人没有像沈先生一样，
将学术研究的方法如此全面彻底的用于书法实践。
那么沈的学术研究到底是怎样一个路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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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从先生所处时代和交游的情况（这个话题我不展开了）
以及先生的一些学术成果来看，
无疑深受晚清公羊派今文经学的影响，
其最大的特征是：讲求“通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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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的通达上，
前面砚师有所涉及，
王国维写的非常清楚，
转载如下：


　王观堂为先生七十寿序有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味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宝学以兴。雍嘉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日昆山顾先生，曰休寗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於亨林，乾嘉之学，创於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共开创者仍当於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於经世，盖一为开国之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途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讬於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心以理究，如龚璱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侍言，世之言学者辄侲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咸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在忘世，为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於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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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
沈的学术方法受到公羊派今文经学的影响。。。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公羊派今文经学(待灌呵呵)

[讨论]从沈曾植的书学实践谈书法的继承和发展


[quote][b]下面引用由[u]砚庄[/u]在 [i]2005/10/11 11:11pm[/i] 发表的内容：[/b]
干脆就从他的见识超人的例证方面说起吧。
戴家妙的《沈曾植书法评传》中提到：
“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
沈的眼光确实是非常敏锐的。
...
[/quote]
谢谢砚师，我好好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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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坦斋在 2005/10/12 06:25pm 第 1 次编辑]


下面简单谈下：

清末，学者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
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
针对时弊，主张经世致用，
扭转乾嘉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
一般称为公羊派今文经学。
也称为常州学派（因庄存与、刘逢禄都是常州人氏）。
。。。。。。。。。。。。。。。。。。。。。
两汉时，
经学家对今古文的真伪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
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强大.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后，
出现章句烦琐空泛的弊端。
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为古文经学所压倒，
但仍不绝如缕，
宋明以来，
那些倡言改革、
变法的思想家们，
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变易思想乃至井田制、大同理想等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
清末的一些学者厌恶传统的古文派旧说，
求助于被压千百年难见天日的今文经学中主张变易思想的公羊学说，
以之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支柱。
于是，就在乾嘉学派鼎盛时期，
公羊派今文经学经过一段蕴酿终于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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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
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经学。……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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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
入清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梁氏此言，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当时学术自然发展的趋势，它的出现是溯时代复古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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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说说康有为的疑古
康有为继承先贤疑古惑经的思想，
并加以发展，著《新学伪经考》，
认为凡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为博士之经皆为新莽之学，
为刘歆所伪造，
甚至于《史记》、《楚辞》中也有刘歆羼入的数十条内容；
出土之钟鼎彝器，皆为刘歆私铸埋藏于地下以欺后人。
又著《孔子改制考》，
认为孔子作六经，
托古以改制，
“尧舜者，孔子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
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
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
这样一来，“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
根本发生疑问，
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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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之“托”，
有假托、伪托之意，
“托古”在学术史上本不是个好的字眼，
但康有为却赋予“托古改制”以完全的正面意义，
在他看来，托古改制是古代学派的普遍思想方法，
如墨子托于夏禹，
老子托于黄帝，
许行托于神农，等等。
康有为揭示了古代学术思想流派创宗立派的普遍手法，
并加以肯定，
将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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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的基 本内容是要“变”，
社会在变，
历史在变，
三世说的核心就是变，
它不停止在一点上。

关于公羊派今文经学，说到这里，。。。我知道没有说清楚，但感觉已经够了，免得离题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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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举康有为的例子，
不仅他的“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还因为他的书学理论《广艺舟双楫》
也深受这个思想的影响。
并且，他和沈曾植有较为密切的交往

回过头来，我想说，
沈曾植深受“通古今之变”的影响。。。。
表现在他的书学实践上，非常明显。


那么，通古今之变在沈的书法实践上具体是如何体现的哪？
稍后再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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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块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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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读十年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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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b]下面引用由[u]坦斋[/u]在 [i]2005/10/12 06:14pm[/i] 发表的内容：[/b]
回过头来，我想说，
沈曾植深受“通古今之变”的影响。。。。
表现在他的书学实践上，非常明显。
[/quote]
我要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