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

[align=center][size=3]罗元生／著 [/size][/align][align=left][color=#0000ff][size=3]    [/size][size=2]叶剑英、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罗瑞卿、黄克诚、杨勇、许世友……这一个个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共和国的缔造者，打江山，他们是开路先锋，保江山，他们是一代忠臣，逆境中，他们是中流砥柱……可是，在生命的临终时刻，他们又在病榻上思考些什么？是生命的意义？铁马金戈的岁月？还是剪不断的儿女情长？本书首次披露了开国将帅们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生活和交往情况，展示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折射出将帅们不凡的人性光辉。
[/size][size=2][color=#0000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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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9年，叶剑英八旬有二，走路步履不稳，而且步子的幅度越来越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都有些着急。当然最着急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劝叶剑英说，趁早抽空到医院去看看，免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可是，此时的叶剑英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日理万机，十分繁忙，给他做身体检查只能见缝插针地安排在工作间隙进行。没有系统的全面检查，很难得出准确的判断。专家们一时难以诊断。

　　这件事引起了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的重视。在他的大力支持下， 1980年，中央保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一个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的医疗保健组，定期为叶剑英检查身体，进行保健和医疗。为了尽快查清叶剑英的病情，专家们只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叶帅对专家们的辛苦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他积极配合他们检查。为了观察步态，他不厌其烦地走过来走过去。尤其是夏天，走一遍都一身的汗。有时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不断地进行演示，直到医务人员满意为止。一连几周，都是这样在一边观察一边分析中度过的。但是，结果并不能马上定下来。

　　医务人员有些着急，也有些担心。毕竟叶帅是 80多岁的老人，病情不确诊，就不能对症治疗。如果因此耽误了叶帅的健康，将如何向祖国和人民交待？叶剑英好像看出了专家们的心焦。一天午饭后，叶帅对保健组的专家们开玩笑说：“我可能是患上了什么疑难杂病，现在还没有发明名字。你们这么下工夫地观察、记录、检查，也不好起名。我自己给取个名，就叫做难治之症吧。”大家听着都笑了起来。

　　在专家、医务人员的积极诊断下，叶剑英的病情终于在最快的时间内弄清了。他患的是“帕金森氏病”，这种病常常会引起并发症，如感冒、肺部感染等等。

　　可是，重担在肩的叶剑英，并没有因为有病在身而影响工作。国家、军队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日子，他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来干。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1979年 7月 1日召开），叶剑英强调说：“我国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 30周年的大会上，他进一步强调：“……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一定要全力以赴、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争分夺秒地投身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伟大的建设事业中来”。在这次讲话中，叶剑英把“争分夺秒”这四个字讲得特别重。正因为他如此看重“争分夺秒”，医务人员也只好“争分夺秒”地为他检查和治疗。

1979年 7月，叶剑英到山东烟台视察工作。刚到烟台时，由于气候多变，叶剑英一时难以适应。很快，就发生了肺部感染。先是感冒，没有两天肺部就发炎了。

　　同去的保健医生有些着急，看到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好，便劝叶帅赶快回北京治疗。叶帅却非常平静地说：“不要紧，会很快好起来的。”医生见叶帅丝毫没有回来的意思，便与当地的专家们商议，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给他治疗。由于治疗及时得当，加之叶帅的积极配合，肺部炎症很快消失。他坚持完成了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叶剑英肺炎刚好，全国政协委员钱昌照也从北京来到烟台。当钱老得知叶帅在这里时，便迫不及待地来看望他。两位老人久别重逢，高兴得不能自已。

　　叶剑英就像没有得过病似的，与钱昌照老人谈个不停。当谈到身体状况时，钱老提出：“咱们两个要争取跨过 3个世纪。”叶剑英紧跟着说：“要跨过 3个世纪！”两位老人接着又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要争取跨过 3个世纪！”

　　到了 1982年，叶剑英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已是 85岁的老人了，一过春天，他就疾病缠身。由于受天气阴雨的影响，叶剑英的肺部感染，常常是过几天就要发作一次。一发作，就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静脉输液治疗。静脉注射，本来是件挺简单和容易的事，可这事落在叶剑英身上却不那么容易。 80多岁的他，血管又细又脆，加上经常反复穿刺，进行静脉注射的难度越来越大，护士们有些犯愁，既不愿意在首长身上出现失败，但又不敢保证 100%的成功。伴随着这种矛盾心理，值班的护士常常在输液时出现情绪紧张。这样一个微小的变化，却逃不过叶帅敏锐的眼睛。

　　一天午饭后，护士又准备给叶剑英输液。叶剑英亲切地对护士说：“这不怪你，这个责任应该在我身上，我的血管有困难嘛！”细心的叶帅，令护士们深为感动。

二

　　虽然叶剑英与医护人员一直配合得很融洽，医护人员也了解叶帅宽宏和理解的性格，但中央军委首长的保健工作，是一项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来不得半点的粗心大意和失误。但是，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所以，在保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护士萧眉就出现过一次。这天，萧眉像平常一样聚精会神地用注射器为叶帅冲洗牙齿，进行消炎。这项操作，对于一位护士来说是一项最基本的操作。可正当她在聚精会神给叶帅冲洗时，突然针头从注射器上掉下来了，随着水流一下子冲进了叶帅的喉咙边上。萧眉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如果针头被冲进食道或被吸入

　　气管，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片刻的紧张之后，她立即镇静下来。凭着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胆识，她手疾眼快，在叶帅尚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下子按住了针头，硬是把针头用手从叶帅喉咙边取了出来。

　　有惊无险！避免了一场医疗事故！在场的所有同志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萧眉禁不住大声地哭了起来……萧眉哭过之后，默默地注视了一眼叶帅，离开了。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等候叶帅的发落。可是，一天过去了，叶帅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照样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乐呵呵地说这说那，还像往常一样，心情平静地向大家说几句笑话。萧眉有些沉不住气了。她小心谨慎地来到叶帅身边，叶帅见她仍一如既往，该聊什么还聊什么。萧眉怎么也想不到，叶帅对自己如此地宽容，她热泪盈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由于常年疾病缠身，叶剑英一直想早一天退出领导岗位。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叶剑英非常真诚地对与会代表说：“我今年85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叶剑英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

其实，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是叶剑英长期的心愿。然而，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剑英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此时，叶剑英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全国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但是作为他个人，因为身体状况和年龄的原因，他坚持退位让贤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叶剑英又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他的心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了他的请示，并写信向他祝贺。

　　1983年11月19日，晚上6点左右，叶剑英正在家里吃晚饭，晚饭尚未吃完，他觉得身体不太舒服：胸闷、难受，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扶他上床休息，并及时让保健组来人检查。医护人员当即给他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不正常。保健组的专家们赶来了。他们对叶剑英进行了及时的检查和诊断，最后牟善初教授认为，叶剑英患的是“急性高侧壁小灶性心肌梗塞”。大家一致认为，此时的叶剑英必须卧床休息。按照专家们的嘱咐，叶剑英卧床3天，但到了21日凌晨并发肺炎。保健组的专家们认为，这种并发症如不及时得到控制，后果很严重。于是，他们为了解病情，更好地定下方案，每天守候在叶剑英的床前。为做到慎之又慎，他们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权衡利弊，定下治疗方案。由于处置及时和方法得当，叶剑英的病情好转很快。

　　到了12月14日早饭后，叶剑英对专家组的工作人员提议：“我的身体经常出问题，就是让‘帕金森氏病’闹的。现在好了，是不是可以把治疗肺部的药停了？”专家们经过复查和慎重考虑，接受了叶剑英的意见，把治疗肺部的药停了。药停之后，对身体的影响小了一些。叶剑英感到很高兴，他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在养病的间隙，叶剑英喜欢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家常。

1984年元旦，秘书们为叶剑英的病愈而高兴，都前来给他拜年。拜完年，叶剑英就向医护人员提出要办公，让秘书们给他汇报汇报工作。医护人员见叶剑英的态度非常坚决，而且心情很好，考虑到又是元旦，就答应了叶剑英的要求，让他“办公”。可是，毕竟是大病初愈的80多岁的老人，这样下去对他的身体非常不利，极易引起肺部发炎的再发作。于是，医护人员和秘书们商量，决定让保健组组长邓家栋教授出面劝说，让叶剑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因为病情刚刚稳定，容易复发。这一招果然见效。叶剑英一直很尊重邓教授，对他的建议总是积极采纳。他答应了邓教授，说等晚几天再听汇报工作。但是，对中央、军委的工作，叶剑英还是放心不下，总是急着要了解。

　　三

　　1月4日上午，叶剑英的长子、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从广州来北京看望父亲。选平安慰他说：“只要好好休息，配合好专家们的治疗，等身体康复了，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叶剑英点了点头。良久，他陷入了对故乡的回忆和思念之中。

　　但没过多久叶剑英肺炎复发，病情再度加重。1984年1月11日，邓家栋教授，解放军总医院汪石坚副院长和军委办公厅肖洪达同志，向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汇报了叶剑英的病情。在汇报会上，中央保健委员会杨德中主任也在场，军委杨副主席特地让中央保健办公室副主任王敏清也到场听取汇报。汇报完后，杨尚昆握着邓家栋等同志的手说，希望你们医疗组尽全力做好叶剑英的医疗抢救工作，并表示尽全力支持他们。同时指派王敏清参加医疗组工作。

　　会后，王敏清即随邓家栋、汪石坚等一起，住进了叶剑英西山的家，同医疗组的专家们携手紧张地

　　工作。经过专家们的精心治疗，一星期后，叶剑英的病情被控制住。然而，到了7月上旬，叶剑英的病情危重，再度恶化。他出现持续的高烧，呼吸道痰多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据专家们分析，此时的叶剑英，除心肺疾病加重外，并发多种疾病，病情极其复杂，且呈恶化趋势。7月10日上午，医疗组为叶剑英会诊。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和分析，一致认为做气管切开手术治疗比较稳妥。随即，把这个方案报请中央批准。当天下午5时18分，顺利地实施了气管切开手术。术后，使用呼吸机。

医护人员不分白天黑夜实行昼夜监护，随时根据病情的变化，及时进行会诊和治疗。在最紧张的几天内，24小时不离开大厅，大家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坚持着。经过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叶剑英的病情又有了好转。一天晚饭前，大约6点左右，专家们在会诊时认为，叶剑英此刻的病情需要请广州的著名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教授会诊，经与有关方面联系之后，当晚9点半，钟南山教授奇迹般地出现在抢救大厅里。眼看“八一”临近，而叶剑英仍处于危急之中，医疗组全体人员非常着急。因为根据叶剑英的病情，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通知各国驻华使馆，今年的“八一”不举行例行的建军庆祝活动。人民大会堂也接到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中保办副主任王敏清也在此期间随时同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保持电话联系，要他们提前准备遗体保护工作，以防万一。尽管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参加抢救的全体医护人员仍在尽全力为抢救叶剑英的生命而努力。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平稳地度过了“八一”建军节。

　　到8月10日，奇迹出现了。叶剑英的病情再次趋于稳定。两个月后，叶剑英的病情保持稳定。这次抢救之后，直到10月23日，因为体温接近正常，肺部炎症基本消失，开始进行停止使用呼吸机的训练。经过12次共8个小时的停机训练，叶剑英自己感觉到呼吸良好。从此，医疗组规定一个原则：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不用或少用呼吸机。这样，叶剑英的病情持续稳定到第二年的7月中旬。

　　1985年7月29日，医疗组为叶剑英会诊，在会诊过程中，又发现他的双肾有问题。因膀胱里的尿排不净，剩余的尿比较多，医护人员在两次给他冲洗膀胱时，做了一次B超，发现左、右两肾均有积水。为慎重起见，医护人员再做了一次B超，发现结果与上一次完全相同。医疗组的专家们对此非常重视，大家集中在一起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制订了医疗方案，最后一致同意对膀胱进行造瘘引流。8月中旬的最后一天，方案经报请中央同意后，医护人员对叶剑英成功地做了膀胱造瘘引流手术。很快，手术后不到两周，叶剑英的体温正常了，膀胱缩小了，残余尿也没有了。

1986年7月26日，医疗组为他查体，一致认为是胆道感染。大家认为，就目前叶剑英的身体状况，不用抗生素为好，最好改为中药治疗。结果，吃了几服中药后，胆道感染有所控制。10月6日，医疗组为叶剑英做B超，发现腹腔有水，大家反复研究，决定采取抽腹水的措施，控制了腹水的发展。

　　然而病情的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86年10月13日早上5时零9分，叶剑英的心脏突然出现室颤，血压没有了，心律非常慢。1986年10月22日1时16分，监视叶剑英病情的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峰突然消失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四

　　1969年 8月中旬，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提出对外部敌人的武装挑衅要做好准备，防止突然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于战争的危险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口号。 10月 17日，林彪发出了“第一号命令”。主要内容是为了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要求部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全国开始大规模备战，大量疏散城市人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于战备考虑，决定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同志和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等，疏散到外地。

　　同一天，陈毅接到了一份请柬，邀请他出席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体育表演晚会。几乎在同一时间，陈毅还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请他务必出席。到了以后，陈毅才知道，大概在京的老同志都接到了这样的“邀请”。因为朱德、叶剑英、陈云、聂荣臻等许多老同志都先后到了。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在休息室里召集老同志们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10月 20日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同时宣布了各位老同志的前往地点：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去开封，叶剑英去湖南……本来指定陈毅去开封，徐向前去石家庄。可是徐帅提出石家庄医疗条件比开封好，而他本人的身体比陈毅好些，主动提出要求与陈毅换换，而且石家庄离北京近些，如果身体一旦有些不好，可以迅速到北京。真是患难见真情。

　　10月 20日上午 10时 15分，陈毅和妻子张茜，带着秘书石国宝、警卫员宫恒征、司机李继元，一行 5人，轻装简从，乘火车离开了北京。陈毅到达石家庄后，住在市内桥西招待所。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对陈毅很冷淡，什么情况也不向他介绍；同时与中央的联系也隔断了，再也看不到中央文件，连自己订阅的《国际共运》等报刊也被扣在北京。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陈毅每周三天去石家庄铁路大厂参加工人活动，空闲时间就和妻子一块儿学习马克思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一晃大半年时间过去了。

到了 1970年 7月，陈毅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铁路大厂里的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止痛之类的药，服后不见效。张茜看到一天比一天消瘦的陈毅，痛在心里。她和陈毅商量，本想向中央军委报告，要求回京治病，可是因为要上庐山参加中央九届二中全会而拖了下来。就这样，一直拖至 1970年 10月 20日，陈毅才从石家庄回到北京。张茜见丈夫身体消瘦得太厉害，腹痛又不断加剧，到北京后的当天晚上，她就连夜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请示到解放军总医院给陈毅治病。周恩来接信后即复表示同意。

　　第二天，陈毅对秘书杜易说：“近来，我常感腹部疼痛，血压又高，总是感到不舒服，给中央和总理写了个报告要求回京治病，经总理批准，才同意我回到北京住院，我准备马上去医院。”按陈毅的交代，杜秘书立即打电话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联系，请他尽快安排陈毅住进医院检查治疗。王很快回电话答复：医院暂没有空床，难以安排立即住院，需要等几天才能确定。杜秘书将王良恩的答复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颇为不解地说：“真怪，医院怎么会没有空床位？你再同他联系，就说是已经由总理批准的，我回来住院，请他尽快想办法安排。”

杜秘书再次给王良恩联系，王的答复依旧，仍然说要等几天。无奈，只好等待。一连几天，杜秘书每天都是几次打电话催促，回答都是等待。等了将近一周，直到 10月 26日，陈毅才住进医院。

　　张茜为丈夫的病体担心，不免在陈毅面前流露出对医院不满的情绪。陈毅态度严肃地说：“春兰，请你不要干预医疗方面的问题，也不准向医院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应该服从医院方面的安排。”

　　住院后，陈毅对医生介绍说，近来腹痛加剧，伴有头晕，血压高，体重骤减等症状，要求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负责治疗的主治医生，在陈毅入院的首页病历上写道：“陈毅，男， 70岁， 70-10-26入院。头痛、头昏，高血压 10余年。近两月加重，近两年多来体重下降 20多公斤。要求住院治疗期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然而，“上级”有关首长对医院方面的指示说，陈老总这次住院，主要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查体，血压降得差不多就可以出院。此外，邱会作等不断向医护人员施加压力，反复强调：陈毅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在庐山会议上又是“二陈合流”，要和他从思想上划清界限，这是阶级立场问题。这正是林彪、邱会作等一贯倡导的“医疗为政治服务”。一次，邱会作的一员爱将来到陈毅住的病房，对医生、护士们“敲警钟”：你们病房里住的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你们多去查查房，他们说些什么，有什么问题，记下来，告诉我。然而，医护人员并没有“吃”这一套。在他们眼里，陈毅仍是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大元帅。他们尽量避开这些“爱将”的耳目，尽好一名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

五

　　陈毅在住院期间，按常规进行体检，也做了钡灌肠之类的检查。有位主任提出要进行有关专家集体会诊，但被邱会作控制的“头头”们否定。结果，没有查出什么病症。住院 56天，医生最后奉命对张茜说，陈老总身体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可以出院。 12月 22日，陈毅离开了医院。回到家里，陈毅丝毫感觉不到病情的好转。仍然是腹部隐痛，腹胀内急，大便次数多而量少。

　　张茜有些着急，她同陈毅的秘书、警卫员等商量说：看来陈老总的病还没有找到原因，这样拖下去只会坏事，现在真不知该怎么办？！大家一边劝着张茜，一边帮着想办法。最后，决定送陈毅到 301医院去看门诊。可是，连续看了几次门诊，也查不出什么结果。大家又送陈毅到中南海门诊部去检查，同样也拿不出准确的结论。医生们大多认为是肠胃病，每次也只能开一些治肠胃病的药。经过多次服药，症状未见减轻。

　　张茜和秘书们建议，要求请医院会诊。经陈毅同意后，又与医院方面联系，确定于 1971年 1月 16日上午去医院会诊。 16日上午，陈毅离家去医院前，他还乐呵呵地对秘书们说：“你们准备一下，我检查回来后，吃顿涮羊肉。”因为陈毅从石家庄回北京时，原来的管理员、厨师、公务员都疏散到宁夏五七干校去了，目前在身边的只有两个秘书和警卫、司机共四人照顾生活，料理伙食。虽然他们的烹调水平远不及专业厨师，但陈老总吃起他们做的家常菜也别有风味，感到很满意。到医院后，经外科医生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很明显，诊断为急性盲肠炎，须立即开刀。

医院领导研究后，决定一面做手术准备，一面打报告请示中央。周恩来得知后，随即指示：既然诊断是阑尾炎急性发作，可以考虑用保守治疗，年近古稀的人，最好不要动手术，挨上一刀。经医生们研究，坚持认为必须动手术。于是，再次请示周总理。总理听过医生们的建议，批准了动手术的意见，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在陈毅动手术的时候，赶到医院。

　　晚上 6点 15分，手术开始了。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身穿消毒衣裤的医生、护士进进出出都带着小跑，有的抱进大包小包的消毒器材，有的捧着瓶装的鲜血，手术室门被不停撞开又关闭。很快，有人出来报告了手术情况。原来，陈毅送进手术室，本以为割盲肠，只是一个小手术。但腹部打开后，医生们大吃一惊，陈毅的阑尾并未发生病变，真正的原因是靠近肝曲处的结肠癌瘤。此时，癌瘤已经像一个箍紧紧卡住了那截肠子，最狭窄处连个小手指都不能穿过。手术中还发现，陈毅的结肠癌已经有局部淋巴结转移，并侵及附近肝胆，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手术的切口，向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极，把已经转移的部分癌瘤切除干净。由于手术室根本没有做结肠手术的准备，只预备了切除阑尾的简单器材。只好临时改变方案，临时找医生、配血浆、取药品，手术只好做做停停。原定半小时的手术，最后一直做了整整 5个多小时。

卞志强拨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电话。话筒里传出了总理惊异、严厉的问话：“怎么回事？会诊确诊是盲肠炎嘛，怎么变成了癌？！你立即去告诉医院领导，组织全部力量进行全力抢救，需要哪个医院的医生，立即去请，就说是我的意见！”周恩来果断地下了命令后，放下了电话听筒。他浓眉紧蹙，心情沉重，右手搁在电话机上，很久很久没有移开。

　　手术后，从鼻孔插管子到胃里，减少排气，几天不能进食，全靠输液维持。此时最大的危险是怕胃肠吻合处发炎，形成肠漏。因为手术时因情况有变而使准备不充分，没有做好彻底的洗胃灌肠，还有食物留在胃肠中，容易引起胃肠吻合处感染发炎。手术后，陈毅经过了几个波折。一是发烧。外部刀口发现局部感染，医生只好在刀口插入两个管子，向外引流；二是并发心脏病。医生诊断是心肌梗塞。手术后一个月内，病情险恶，令人十分担忧。可此时， 70岁的陈毅却毫不在意。他在医务人员面前从未表现过有何不适，也不使用任何的镇静、止痛药物。自己强打着精神，尽量地早一天下地活动。

　　陈毅住院 56天，未查出什么问题，而使手术前诊断为盲肠炎，这显然是明显的误诊；手术过程中发现结肠癌，又仓促改变手术方案等，都耽误了治疗。后来医院感到对陈毅的治疗检查重视不够，主动写了个检查，但这个“检查”被送到邱会作手中让他审查过目。邱看过之后，冷冷一笑说：“陈老总要长瘤子，你能让他不长？！”说完，就提笔在“检查”上批道：“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事后，邱仍不放心，他怕检查让周恩来知道后不好，便专程派他的老婆跑到医院，对个别同志说，“你们写的检查不能上报，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们医院的问题，还涉及总后的问题嘞！”

六
陈毅手术后，采取特护，禁止探视。大约过了一周，刀口基本愈合，心脏病好转，才允许进病房探视。

　　有一天下午，秘书杜易到病房去探视，这是他第一次到医院去看陈毅。躺在病床上的陈毅虽然术后身体很虚弱，但精神还好。他撩开自己的衣服，让杜秘书看刀口，颇为乐观地对他说：“你看，刀口已经结疤了。是肠梗阻，不要紧，动了手术就会好的。”“肠梗阻”这个名词是医生给他讲的。因为在手术之后，医生们为了避免给病人精神上造成突然打击，没有告诉他是癌症。但是，治疗癌症又需要患者积极配合，不能总是瞒着。过了一段时间，为了使病人能配合治疗，医生同陈毅讲明了病情。陈毅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除，再长出来再切除，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下一步的治疗，陈毅充分信任医生。他对医生们说：“癌病变部分已经切除，还要怎么治，你们治吧！可拿我做个实验，找出经验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伤口愈合较好。陈毅的精神状态甚好。秘书们每次去病房探望时，他总是要问问有什么消息，还要求每天送《参考消息》给他翻阅。

　　陈毅一生乐观豁达，平易近人，他的老战友、老同事等都爱称他为“陈老总”。

　　大约在陈毅手术后两个月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工作一整夜后准备休息。他闭上干涩的双眼，不多会儿又睁开了。突然，周恩来眼睛一亮，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北京市区普通住户的电话。“你是吴桓兴院长吗？我是周恩来，陈老总得了结肠癌，已经做了手术，我想让陈老总转到你的医院治疗，你看行吗？”“可以。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差，治疗条件还不错，可以采取门诊治疗，我亲自为陈老总做。”搁下电话，周恩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刻，他多么希望吴桓兴院长能在陈毅身上创造奇迹！吴桓兴当即答应接受这个任务，并提出了治疗办法,即仍住在目前的医院，另外抽时间到日坛医院做放射治疗。受周恩来委托为陈毅治疗，吴桓兴感到既荣幸又责任重大。他下定决心，要拿出最好的技术和最佳的方案，竭尽全力为陈毅好好治疗。为此，他查阅了陈毅在医院的全部病历，认真研究病历所记载的所有有价值的检查结果。可是，当他发现病历首页记录着“两年体重下降20多公斤”，这是患癌症的重要症状，可是从病历中却找不到专家会诊的记录时，吴院长感到震惊，他愤愤地叹息：陈老总的病被耽误了！算一算，足足耽误了81天。吴院长计算“耽误81天”，只是按陈毅10月26日住进医院的那天算起，先住院56天做体检，后来回家25天。其实，陈毅的病被耽误治疗何止81天！

一天傍晚，陈毅如约走进了吴院长的医院。车子停下后，陈毅向站在门口等候的吴桓兴院长用法语打招呼，“晚上好，吴院长！”接着，他又用字正腔圆的四川乡音说，“劳您大驾为我打夜工治病，我陈毅不胜感激啊！”吴院长被陈毅风趣平易的谈吐逗笑了。他像接待自己的老朋友一样，时而用法语，时而用客家话，与陈毅交谈着走进镭放射治疗室。

　　放射治疗每周6次，剂量大小、时间，均由吴院长根据陈毅的病情及对治疗的反应来控制。他工作得非常认真，每次都要把镭放射点对得完全正确、十分满意后才进行治疗。这种因人制定的治疗方法，吴院长称之为“小灶的小灶”。这正是他救活许多癌症病人的绝招。吴院长见陈毅心情很好，两人便先聊起了家常。吴院长的闲聊，意在使陈毅在精神上放松，不要太紧张。吴院长心里明白此时的陈毅一定明白自己病情的真实情况，于是也不回避地说：“肠癌也是可以治好的……”陈毅没有多说什么，他平躺着身体，只是说了句，“您继续工作吧！”接着，他使劲地捏了捏吴院长的手，轻声说了声“谢谢！”便紧抿着嘴唇，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从这以后，陈毅每周，除星期日外，每晚都去日坛医院做放射治疗。他和吴桓兴院长的感情也一天天地加深了。

　　在日坛医院进行放射治疗的同时，还要按原定治疗方案进行化学治疗。这样，双重的治疗痛苦都压在陈毅的身上。可是，就像在战争岁月和遭受逆境时那样，越是艰难困苦，他越是乐观顽强。在治疗过程中，陈毅同医护人员密切配合。

七

　　从4月中下旬开始，陈毅的健康状况明显有好转。

　　每天可以看看书，翻阅《参考资料》。他还主动参加医护人员的政治学习，经常给大家讲国际形势，详细解答同志们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尽快恢复体力，他几乎每天要绕整个医院走三圈，每一圈足有3000多米。

　　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夜晚，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五彩缤纷。毛泽东正在城楼休息室里会见各国外宾。周恩来见陈毅来了，异常激动地招呼毛泽东：“主席，您看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地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主席，您好！”毛泽东兴奋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陈毅的手，仔细端详着陈毅的面色，关切地问道：“陈老总，怎么样啊？好了没有啊？”“主席呀，好了，好了！”陈毅爽声应答，声音还像过去一样浑厚、洪亮。在场的许多外宾都看清了，眼前这位面容消瘦的军人正是近两年没有露面的陈毅外长。陈毅高兴地同外宾一一握手。

　　第二天，陈毅决定回家看看。这是他手术后第一次回家。在院子里，陈毅和张茜拍了一张照片，为纪念陈毅的康复和回家，张茜对好焦距，请秘书拍摄，以院中松柏为背景。照片中的陈毅手拄拐棍，目视前方，神态慈祥坚毅。这是手术4个月后，留下的一张最好的照片。然而，就在这时，陈毅的身体的表面“康复”，却令林彪等大为不安。

“五一”节夜晚，陈毅登上天安门城楼，对这位“副统帅”如雷击顶。林彪不怀好意地说：“陈毅做那么大的手术，恢复得很快。我在‘五一’节看到他，他身体好，吃得很胖呀，就不像个病人！”叶群在旁边帮腔说：“陈毅体重恢复正常了，我们一起开会，大家都很奇怪，都说他和健康人没有什么两样。”其实，早在半月之前，医院给陈毅拍的胸片怀疑，他的癌症已向肺部转移。这是病情进一步恶化的征兆。

　　深夜两点，吴桓兴院长如约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侧厅。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快步迎过来，握着吴院长的手用力晃了两下，高兴地说：“吴院长，你治疗的效果真不错啊？昨天晚上，陈老总吃了烧鸭，嗬，吃得好香哟！”周恩来让吴桓兴坐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吴院长，问道：“据我所知，得癌症的病人都不能进食的，吴院长，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是医生弄错了？陈总恐怕不是癌症！你说有这种可能吗？”吴桓兴被周恩来这几句话打动了。但他心在滴血。此刻，在周恩来面前他能说什么呢？他是医生，医生的职责告诉他要讲事实，要说真话，感情救不了命啊！沉默了片刻，吴桓兴缓缓地开口说：“总理，陈总的病历我都看过多少遍了，手术切片的病理报告我也看过，医生的最后诊断没有错。确实是肠癌。最近医院又给陈总拍了片子，怀疑已经向肺转移！”“噢！是这样！”周恩来脸色骤变，一时无语。他双臂交错在胸前，不停地在大厅里踱过来踱过去，步履沉重而缓慢。“你说该怎么办？”周恩来似乎在心里说，可话未说出口。

这时吴桓兴突然激动起来，“不过，我仍然有信心，”他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声音洪亮而坚定地说，“陈总有毅力，有耐受力，适应性强，只要有食欲，只要他身体不垮，病灶转移到哪里，我就想办法追杀到哪里。要根治，我办不到，但是我要尽一切力量延长陈总的生命……”吴桓兴终于说不下去了，他双唇颤动，老泪横流。周恩来紧紧握住吴桓兴的手，久久舍不得松开。最后，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谢谢，谢谢您，吴老！”

　　1971年7月，陈毅提出到北戴河去疗养，医生同意了他的要求。这时，一直在身边的秘书杜易有些不理解。他想，陈老总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而且医生也说了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现在不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疗，怎么突然要到北戴河去？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杜秘书找到医生，谈了自己的想法。医生不无惋惜地告诉他说：“陈老总要去就让他去吧，这也许是他最后的一次啊！”杜易听后不觉眼前一黑。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可恶的癌魔已经到了这种可怕的程度！于是，他再次向医生询问了一句：“陈老总现在真的到了这种程度吗？”“是的！”医生无可奈何而又毫不含糊地回答。从医院回来以后，杜秘书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张茜。张茜说：“现在他自己提出来换换环境，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既然医生也同意，我想，这样对他的身体也许有好处。”张茜这么一说，杜秘书心里也就有底了。

　　几年没到北戴河了。一见到万顷的碧波，无垠的蓝天，翩翩起舞的海鸥，陈毅的心情立即好了起来。陈毅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迎着海风在海边散步，倾听大海的涛声。不久，朱德、聂荣臻夫妇也相继来到北戴河休养。三位老战友，能够经常见面。这样朝夕相处的聚会，无拘无束的谈心交心，是多少年来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