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不少朋友说，这是一个书业低迷的时期，没什么人买书了。一些朋友担心我在此时出版《非常道》会面临非常难堪的局面，人们习惯地认为我的读者在中国也就是那么一点儿人。从文学的角度说，我是一个纯文学作者；从思想的角度说，我是一个不太通俗的思想者。但不幸的是，《非常道》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4月底5月初上市，三个月的时间里，印刷三次，迅速突破了五万册。这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对我来说，一切在意料之中。惟一没有料到的倒是，我自此被人称为畅销书作家了。是的，在此之前，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是需要救济的对象；但一本《非常道》改变了我的身份，我原来是一个精神富矿。思想在我这里，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而且是一种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少有人关注《非常道》成功的原因。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么关注成功人士与成功产品的社会！除了网友和大众报刊宣传推荐《非常道》外，更多的朋友对此表现了沉默。但愿《非常道》的成功意义在不久的将来能为人们所重视。

　　在我的朋友中，经济学家于杰是最早意识到《非常道》跟一般图书的区别的。他说，这是真正中国的。我在不经意中，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无限丰富的文化产业。的确，从产业的角度上说，我只是为大家做了一个示范，告诉人们，中国社会的文化产业有待开发，有待升级。现代化本来就是传统的现代转化，但后发民族国家往往把它单纯地理解为对发达国家产业的募仿移植过程，对自家的历史文化视而不见。那些看到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吃穿住行等民生日用传统有用的人，也往往把它们当作某种主义的承载物、某种意识形态的注脚，强加于人。这种给历史加上神秘、崇高、魅惑一类的做法，跟现代化所要求祛魅化世俗化的过程背道而驰，它导致今天的中国人仍不能平常地看待自家的历史。

　　实际上，这种无能完成现代转化不仅是文化产业领域的现实。由于眼睛总是盯着别人，我们的产业体系里的传统部分总是处于弱势，直到今天，我们的吃穿住行等历史习俗极少完成现代转化。曾有泰国总理顾问到中央党校演说，呼吁中国跟发展中国家不要在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上竞争，中国有自家的文化传统，这本来就是一笔取之不竭的资源。但是端着金碗讨饭吃，坐着金矿要资金。中国本来有着悠远的吃文化，但今天的中国餐不及泰餐。中国本来是丝绸的发明地，但在时装之都的巴黎，人们只认泰丝，不认中国丝。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没能将这些自家文化转化成普遍可欣赏可使用的产品。

[[i] 本帖最后由 阿子 于 2006-12-30 20:57 编辑 [/i]]

有人曾问我为什么我用了大量的原材料，而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加工。他们说如此一来，这本书的语言就显得太粗了。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本书陈列的是上百年无数作者人物的话语，这是一个集大成的话语平台。这是不能用语言的粗细来衡量的。关键在于，要让今天的学生和社会读者欣赏现代化一百多年中国人的话语方式，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语文教育。我在贵州等地跟中学生交流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对这些语言的敏感，的确，因为话语方式不一而使他们的语感空前地精细了，这跟一般读书人丧失语言的敏感而只求语言的统一并不一样。因为这本书确如《世说新语》一样，不是一般的阅读过程，它需要片断地阅读、不断地阅读，如厕也好、枕边也好，可以零星地读。一则故事是一个世界，是一个通向历史和人性的索引，是一种通向中国的语言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这本书的语文教育功能大过一般的语文读本。



　　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健博士在云南买到《非常道》，一气读完，找到我交流感受，他说，这本书可抵十年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但是我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在入门的基础上谈论的。重要的在于，从此进入中国的现代化史。

傅国涌、余世存关于《非常道》的对话(转载)

“历史几乎具有道德功能，又有准宗教的功能，我们对人物的臧否，我们对大地上的事情的是非，我们的好恶、爱憎，往往是通过历史这个载体表达出来的，史官文化中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民间有深厚的笔记野史的传统，比如张献忠杀人就是靠许多笔记才让后世知道的。或者《非常道》的努力也可以汇入其中。”———傅国涌
　　
　　　　5月，《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余世存这本新书一经问世，已获得文化界广泛关注，被视作当代《世说新语》。青年学者傅国涌关注中国近代史，与余世存为多年好友，近日，应信息时报邀请，两人就《非常道》以及历史书写等问题展开对话。
　　
　　　　向个人写作传统致意
　　
　　　　傅国涌：《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光秃秃的，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我想首先请你谈谈编这本书的初衷？哪一年开始产生这个想法？
　　
　　　　余世存：本来后记里有编书的缘起，但说得不太全。实际上，我很早的时候就对话语感兴趣，我的笔记本里早就有一些读书时留下的话语片段。从中国人的话语里我感到有某种非理性的东西，它高于逻辑、超越理性，自成一个点，难以成为对话的平台或前提。中国人的话一旦出口了，别人就无可置喙，为什么，因为其中理性的搭桥铺路需要越过千山万水。我希望用聚光镜的方式把这些话语显现出来，让人们意识到，每一句话都是有限的，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可能是自以为是的“伟光正”的。我后来用了一个概念，“类人孩”，来描述人们在文明进化之路上的状态。这本书其实是为这个概念做注脚。
　　
　　　　傅国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在表面上走马灯一般更迭的话语背后，实际上贯穿着民族主义的一条线索，在人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你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
　　
　　　　余世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着民族主义的肥沃土壤，但从我们自己的教训和德日俄后发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民族主义在文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很少起到正面的有效的作用。孙中山先生也只是把它跟民生、民权并列而已，实际上，没有民生、民权的支撑，民族主义就会变成六亲不认的神魂附体者，个人或阶层、团体变成这样，就不仅是其自身的悲哀而且是国家社会的悲哀了。我找到平衡支点的努力不足称道。五六年前，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我预言过新的千年世纪应该有一个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的时期，显然我的预言落空了。由于我们社会在此方面的驱动力不足，导致今天伪国家主义、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我能做的，就只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丰富表达的载体。在写作领域，就是向孔子、庄子、司马迁、胡适、鲁迅以来的个人写作传统致意。借哈金的话，我的写作就是取悦他们。
　　
　　　　傅国涌：你从“非常话语”切入激荡起伏的近代中国史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这里有太多的大喜大悲、阴晴圆缺，有太多书斋学者皓首穷经没有说清、不敢说清的问题，不知道你对话语的分类本身是否有着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
　　
　　　　余世存：分类是很难的。目前的分类是遵循了某种习惯，即从大场景到个体转移的思路，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这种大的历史变革放在前面，随后才是关于个人的心智、骨气、英风之类的。我最初是想从个体出发的，曾把“问世”放在第一，让人们看看中国人究竟问了多少问题，然后是虚荣、信念、廉耻一类，最后是大的历史场景。但问了几个朋友的意见，大家都不接受。你可以说这是我们个体自觉不够，也可以说是习惯的问题。

观察近代史的另类形式
　　
　　　　傅国涌：革命、改良、保守，在各种近代思潮的背后都站着不同的人物，他们的声容笑貌，得与失，是与非，都值得细说。这本书可以说提供了与一刀切的学术话语完全不同的一种观察近代史的形式，从选材到分类，其中可以体会你的用心。我想问的是，在你看来，对孙中山所主导的革命是否也需要有新的反省，而不光是同情之理解和正面的肯定？
　　
　　　　余世存：我不知道反省指哪些内容。革命本身？革命目的和手段？90年代以来的知识界做得已经不遗余力了。我自己不太喜欢反省历史的说法，因为我们自己的怯懦，反省总是流于指责；这样反省历史，只是做了历史的旁观者，连现实的旁观者都算不上了。不是说要做文明世界的公民吗，公民的是非好恶不是纠缠于某一历史人物事件，历史人物只是做了他的营养，做了他的遗产。如果类人孩们一定要打架，在胡适鲁迅、袁世凯孙中山之间分出个高低，又有什么意义呢，分出胜负，承认谁更正确，就成了公民吗？这样做只是强化了类人孩的心智，不是历史的态度，也不具有现实意义。
　　
　　　　傅国涌：在近代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变迁中，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应该有一些核心问题，你如何通过一些核心“话语”把握这些问题，并作出自己的解释？
　　
　　　　余世存：确实有一些核心问题，笼统的说法儿是现代转型。历史学家如唐德刚、黄仁宇之流都把这些问题分解了，他们都从旁观者的立场上同情地理解我们历史有所谓自己的使命，一定的条件时间里只能完成一部分使命。我发现很多人对唐德刚的三峡论很欣赏，但从我的个人主义的立场看，这是可笑的。从三峡论或历史使命的角度，历史人物或事件总有可议之处，他们的性格、识见、私心都可以反省，他们不是出场早了就是晚了做了历史的反动。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每个人都有意义，这是我们立论的前提。即使从现代转型的角度看，虽然它有很多子题，上层下层的数目字管理、市场经济、法治、宪政、自由民主，等等，但个人仍是最高的标准，那就是，个性成就如何是看待现代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恢复启蒙的本来面目
　　
　　　　傅国涌：中国有着古老的笔记传统，这种文体本身有它的优势，隽永、含蓄而不失生动，阅读上比较轻松，却也容易给人思考上的懒惰，不利于系统思维的训练，可以说有利有弊。不知你是怎么想到选择这样的方式？
　　
　　　　余世存：你说得对。这种文体有利有弊。我想到用这种选择方式，是想对自西方移植的启蒙传统进行一个校正。你也知道，90年代后，一些人一直讨论还要不是启蒙，怎样启蒙。在这种讨论之外，更多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80年代的启蒙运动淡出了社会文化领域；在知识的交流传播领域，比启蒙更糟的是，教科书式的权霸、惊人惊世的翻案解构、猎奇或建构体系的梦想，成了最常见的文化现象。我想恢复启蒙的本来面目，校正一百多年我们的启蒙过于正经的一面，也就想到了诗话、世说一类的笔记传统。启蒙让每个人运用他自己的理性成为他自己，也是我们常说的金针度人。书中的每一则都可以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有的人因此问过我，我说都是对的。可能一个读者这么理解，但看到我把话语放到另外一个分类上，他会想到我那么理解了，他会想到世上存在这么一种解读法；还有就是，他在不同的年龄心态下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但只要这种多样的理解并存，他对自己就有了一种理性的态度，他不至于还像类人孩那样狂妄，他与你我之间也就有了一种理性交流的可能。
　　
　　　　傅国涌：你如何在札记体的汇编史书中体现自己对历史本身的理解？
　　
　　　　余世存：这涉及选择。我说过我要恢复历史正义，一方面我自己是一个尺度，一方面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个人叙事是一个尺度。我希望自己的理解能够延续这样一个传统。
　　
　　　　傅国涌：从语言上看，这本笔记未能体现你一贯的个人独特文风，如果光是把书中的文字段落摘出来，确实看不出有魅力的“余氏”风采。从语言的角度，本书恐怕还没有下功夫，没有把札记个人化。我想听听你自己的想法。
　　
　　　　余世存：我说过，这本书编写得比较粗。你想，才四五年的时间，很难做到统一。另外呢，人太容易受对象的支配。我也是。有时候你看了一段话，你发现原叙事者做得还算不错，你就不愿用自己的话来重新叙事，一方面是省事，一方面呢，说得好听一点，是我更愿意尊重原作者的语感。这是个矛盾。本书的语言显然是芜杂的。是否用我自己的言路来叙述，我还想听听更多的意见。
　　
　　　　傅国涌：我在浏览中发现了一些错误，因为是札记，可能是原书的错误。比如“性情”第三则黄兴的诗，其实是一首七律，而且其中有多处错误。比如“修辞”中有一则《杨将军不写九宫格》一文应是《新民报》的张友鸾所写，不是《大公报》的张季鸾所写……还有其他一些错处，由于你选择了不注出处，责任就变成了你的。
　　
　　　　余世存：这个非常抱歉。去年11月底把书稿给了朋友，书的命运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今年我又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书送印之前的校对情况我一无所知。听说书稿有很多人看过，很多人提出意见，也校出了错误。但我拿到书时，还是发现了一些错误，有一两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即目录中把“心智”写成了“心志”，两处涉及梁效班子，其中一处把冯友兰先生写成了汤一介先生。说实话，我在医院里拿到书时很羞愧书的粗糙。后来发现把冯友兰先生误成汤一介先生，更是难过了几天。我向汤一介先生道歉。想到这些前辈，我总是有一种自家文化的温暖感觉。好些人曾劝我注明出处，做一个索引。但我没有做。主要是想到这本书的材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就没有做。而且这本书重在社会传播，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近现代史的兴趣，事实也是，通过这本书的线索，很容易回到历史，可以得到比一则对话更丰富的史实。注明出处也没有必要。
　　

时时回到历史里
　　
　　　　傅国涌：从历史到现实，百年兴亡不过眨眼间，你从文学中走出，却对历史抱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是基于什么才产生的？对历史，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中国需要历史的启蒙，“非常道”还可以继续下去，你看呢？
　　
　　　　余世存：我想这个答案你已经有了。你我其实有着相同的怀抱，相似的心路。而且这些年对历史的清理，你做得比我多。这个问题你来回答可能比我回答得更好。我个人的兴趣可能还是不忍。不忍历史的血肉被抽空，我希望时时回到历史里。这既是一种身份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我们能做的太多了，用一句俗话，历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的财富。但说实话，跟我们民族的现代转型一样，这笔财富远远未能完成现代转化。不仅历史禁区需要人们来突破，就是历史的认知也需要人们不断地更新。实际上，历史财富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能够参与新的坚实的生活和文明模式的重建。但今天我们社会拥有的这类产品或作品太少了。 　　
　　
　　
　　
　　 余世存　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报社编辑等，现为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非常道》等。
　　
　　　　傅国涌　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独立撰稿人。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叶公超传》、《金庸传》、《百年寻梦》等，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知识分子问题等。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余世存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5月
　　
　　　　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
　　

被历史忽略的历史——读余世存的《非常道》

吴志翔

　　除了前门庄严的地毯，哲学还有一道晦暗的“后楼梯”；除了人来人往的议事客厅，政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后花园”；除了那能派上正经用场的石料，历史还有很多被有意无意丢弃的“边角料”。那砖石铺成的是车马大道，人人都从那儿经过，是一种“常道”，由“边角料”凑起来的当然只能是“羊肠小道”，或者叫做“非常道”了。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中，收集了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的“边角料”，带给了读者别样的惊奇。

　　我不认识余世存，尽管早就读过他的文字，并且印象深刻。我一直认为这个使命意识超强的同时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襟抱——这也是一种“非常道”。对他来说，写作似乎不得不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然而，当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几分吃惊：一个年轻的急切欲言的人，在这么一本二十多万字的著作里，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字，他成了一个编辑家，一个不加半句废言的收集者，或者干脆称为一个历史边缘的沉默而坚忍的“拾垃圾者”。我时常悬想这么一个热血而赤诚的人，是如何耐住自己的性子，舍弃了城市虚假的灯火辉煌，搁置了闲情逸致的乡村理想，在如同“城郊结合部”似的暧昧地带逡巡，在似乎见不到自己意志和创造力的工作里见证自身的“在场”。当年，鲁迅曾劝英文极佳的林语堂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林语堂还极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创作力衰弱的“老人”干的事，鲁迅为此还生过气。郭沫若的外文也不错，他骨子里同样看不起翻译，认为翻译者不是自己在创作婴儿，而不过是个“助产士”而已。这两小块“边角料”好像逃过了余世存的视线。但在我看来，余世存的选择既隐含着苦衷，又包含着慎思的明智。在一个“说，还是不说”、“道可道、非常道”的时代，有时候真实的表达只需要一个回声，只需要让曾经存在过的声音重新召唤在场就行了。

　　哲学家康德那“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大旨无非是，要让原理、原则、范畴之类走在原始的材料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不是把观念看成是符合对象的，而是对象看成是符合观念的，对象其实是观念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康德召唤回来的人的“主体性”。没有自己的眼光和理想，余世存所面对的那一大堆“边角料”也就无多大意义，所以在选择、取舍、编辑过程中，余世存其实已经呈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已经表达了他自己的“非常道”。这里早已深刻地打上了他自己的印记。还是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当一个“选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着一字，方能尽得风流，不置一评，可以胜过万言。

　　而且话也说回来，在话语的制作和流播过程中，其实没有哪一个文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我们所写的、所说的，无非都是前人写过、说过的话。纵观今天形形色色的“创作”，又有哪些不是在重复中篡改，在篡改中重复？像余世存这样，认认真真地再现那些枝节的原貌，反倒还更诚恳一些，至少在“历史的真实”面前他还不至于显得过于狂妄。

　　坦率地说，我对于“历史的真实”一直心存怀疑。存不存在一个“历史的本体”？“真实是不是可以还原”？这种问题显然有些迂腐了，没有机会过多展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书写的历史、叙述的历史并非历史的本体，有的书写和叙述反而使得“历史”更加远离其自身。至今为止，经典的历史叙事都是遵循着一种逻各斯中心的统辖，在主流价值观（“常道”）的笼罩之下存活。历史似乎是内蕴着一种强硬的、必然的、自我证明的、自我合法化的所谓逻辑，历史的写法同时也是逻辑的写法，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就是逻辑的展开。这种黑格尔本质主义的历史精神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因此，成为文本的“历史”、进入叙事的历史，必定是要用那结实的砖石砌成一堵合理的墙，铺成一道充满独断性的道。在这里，所有“不重要的信息”，所有的“边角料”，都被排斥、被屏蔽、被淘汰、被筛掉、被掩埋、被遗忘了。历史仿佛成为一个活物，沿着一条其实是人为设置但被认为自明的线索或“常道”或“进程”往前游动。经典历史文本的狭隘和可疑在此显露无疑，人人习以为“常”的“常道”之“霸道”也可见一斑。那种“历史”所拒绝的不仅仅是一些细节，而是存在本身的丰富性。因为如果有真相的话，那么真相的使者常躲藏在细节处，隐匿在宏观历史的巨眼和聚光灯照射不到的角落里。存在本身（或历史本体）是巨大、无边的旷野，所谓“历史”只是在旷野中犁开的一条道路，只是走的人多了，遂成为当然不二的主干道（常道）。事实上，还有大量的小径被风沙掩埋，还有大量的支路被有意无意地遗弃，当然，更有许多无路的荒野，在那里，只有前人留下的几个若有若无的脚印。余世存的写作提示了那些小径的存在，他收拾的杂乱脚印也呈现出了“历史”的其他可能性。

　　确实，读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会有一些感到突兀的发现，如同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脸”的“后脑勺”。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居然会冲着学生大喊“决斗”，狂妄的哲学家熊十力竟然在争论哲学问题时与废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后多年举宴为其过生日，没想到蒋介石年轻时候也曾经历过那种痛苦的理欲冲突，而代表反动势力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受到良心折磨以至于在秋瑾被处死后百日自杀身亡，更有吴宓的爱情笑话、戴笠的家乡受辱……在所谓的正史之外，中国自古就有“掌故”的传统，那也是被称为“野史”、“笔记”的，其中也许多多少少有演义的痕迹，但这些有着“山海经”风格的文本有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本体，因为它们并未受到主流价值观或逻辑常道的无情修剪，它们不是盆景，而是野花野草，自有其不屈不挠自在绽放的生命力。

　　当然，书中还有更多苦涩的记录，那种黑色幽默的东西只能存活于如此这般的叙事之中。俞平伯等人被游斗时得挂牌，写上“走资派何其芳”、“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等字样，大家公推俞平伯来写这些字，“因为他的字最有功力”。田汉在监狱般的医院里去世之际，没有人来跟他告别，而当时的广播里却狂热地播放着他写的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为保卫北京古城，梁思成和林徽因与吴晗激烈争吵，梁被骂得哭了，林则在肺病严重的情况下据理力争至于噪子失声。陈独秀为保全大气节在贫病中度过最后时光，临死前为乞食为一地主抄写家谱。慈禧竟然自以为是“最聪明之人”，智慧要远远过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诸如此类，让人苦笑，让人痛哭，让人忧愤，更让人沉思。

　　记得多年以前，从舍斯托夫的书中读到托尔斯泰是个逐利的市侩、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个凶狠贪婪之徒时，从罗素的书中读到马丁路德的蛮横、哥白尼的懦弱时，还有培根的道德缺陷和卢梭的放诞无行时，甚至从种种叙事中发现沈括的小人伎俩和唐伯虎对于“扬州瘦马”的赞美时，内心里都深深地感受到人的复杂性、历史本体的丰富性和历史叙述的不可靠。我有一种无意中看到“后脑勺”的偷窥之感。真实与否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竟然也可能真实。

　　这样的信念早该确立起来了：历史之流绝非清澈而是始终有些浑浊的，历史之树绝非如修剪过后那般整齐而是枝枝桠桠的，历史之路绝非曾经以为的那样“非如此不可”而是充满了种种别的可能性的，历史之墙也绝非严整贴合恪守逻辑而是有着许许多不为人所察觉的缝隙的。所谓历史单调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人为的架构，历史的决定论也只是一根强行楔入的木桩，人们借以可以系住许多东西。而那绝对的真实本体就像“物自体”一样藏匿，永难得到显现。但是复调多调的叙事话语可以尽可能地还原本相，对于细小之处、对于支路和缝隙的重视，能够让我们朝着真实之境趋近。

　　人是怎样与固执的定见相搏斗啊！

　　余世存写作此书，显然不是纯粹出于一种趣味的引导，他其实是在重建一种更健全、更多元的话语。这些话语并无明显的理性秩序和价值等级，也无所谓什么中心意旨，它们只是以相对的原生态，呈现出自己的存在，就像大地上野草疯长，天空中乱云飞渡，留下的不过是一个痕迹。面对这种全息性的话语，很多时候也许只有一声叹息。

　　其实，无论是登上“后楼梯”，迈入“后花园”，还是瞥见“后脑勺”，在无意中也许都暗合了“后”现代的某种旨趣。至于余世存本人是否有此种自觉，却无关紧要。

后现代阅读的范本

蒋 峰

　　“道可道，非常道”乃老子《道德经》的首句，用《非常道》做书名，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是首见，但一翻开书卷，我就喜欢上了这本非常特别的书。

　　说它特别，是因为这本书以近代以来鲜见的类似《世说新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体例，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文逸事，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意志、性情、骨气、狂狷、识见、立言、代言、修辞、世道、敬畏、信念、自觉、教化、命运、变异、神伤、限定、虚荣、无情、心志、廉耻、依附、隔膜、荒诞”共32编，无序言，无后记，干净利落。这本书虽然与《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的体例相类，也承袭了这两本书的笔记体写法，但后二者大抵为文林趣事和笔记体小说，而前者为笔记体历史片段的记录，且远较后二者洗练、简括、庞杂。这种做法近来只在余k杰的《火与冰》里见识过，不过那是创作，这里是编著罢了。

　　《非常道》的副题为“1840－1999的中国话语”，这就引发了我对这个书名的阐释兴味：“非常道”应该是“不平凡的中国话语”的意思吧。而编者刻意用《非常道》这个书名，大概一来为了避免平实，二来增添些玄虚和底蕴吧。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完全打破了传统读物从前至后的内在连缀的线性阅读规则，而呈全方位开放的立体阅读方式，即你可以从任何一页任何一则读起而并不影响单位阅读的完整性，则与则之间也无任何逻辑关联性，真正达到了在枕边、厕上、车里随性阅读的可能性。书中的一则记录多则花费您一两分钟，少则只需数秒就可读罢。学者王晴佳曾言，在阅读中，读者具有从容应对的主动性（而不是囿于事先规定的阅读秩序）是后现代阅读的重要特征，而《非常道》的阅读方式完全符合这个特点，它也与当前高节奏的快速生活方式相契合，因而堪称后现代阅读的范本。

　　说了这么多形式类的问题，不如我们真切感受一下这本书内容的鲜美吧：先说“虚荣”编中的一则：“吴昌硕在70岁前曾纳一妾，不到两年，即跟别人而行。吴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着对人说：”吾情深，她一往‘。“于嘲谑中颇见名士的洒脱；再摘”性情“编中的一则：”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从答问中露出伟人的率性与可爱；最后引“识见”编中的一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在肝火中竟然逸出历史的吊诡！

　　也许有人要说这未免有些流于琐屑，但它们毕竟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剔精抉微而得，能从中窥见不同于高头讲章中大而无当却万象杂呈的鲜活的纤毫毕现的历史细节。其实，体大思精是治学的一路，而洞幽烛微难道不也是求知的一脉？幼时胸阔心远，立志读尽天下书，尤其敬畏有庞大体系建构的学说。年届而立，虽然那份敬畏还在，但终于弄清了自己还是喜欢竹头木屑，尤其是自命为知道分子之后，终于体认到天地尚且有缺，就嘲笑那些苛责鲁迅一生但见杂七杂八小文而无庞大体系建构的妄人之无知与无情，就感叹难道那些完美、庞大的体系建构在20世纪还为祸不够惨烈吗？至今却还有人整日钻营于其中，莫非有受虐狂的倾向！何况，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言，一本书的精华之处往往存于某几段、一段、几句、甚至一句话中。这样看来，读完一卷《非常道》，就相当于读了几十本，甚至成百上千本书啊！包罗宏富不说，节约了多少时间呢！

　　当然，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憾，对我等有考据癖的书虫来说，《非常道》中则则历史片段均无出处恐怕是个遗珠之憾吧！

　　但这并不妨碍我优游其中的阅读兴味，读着读着不觉又开一窍，使我这个从不写日记的人终于找到了写日记的偷懒诀窍，不妨在此卖弄一番：“2005年5月7日，师王治国自长沙问询近况，答曰：“久居长安，啖肉读书；珠环翠绕，腰圆肚凸！”

关于“类人孩”语——我的《非常道》 文明的乡愁

余世存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

　　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

　　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今年跟鲁迅，后年就跟“哈哈哈”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

　　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类人孩”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在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

　　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不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

告别“类人孩”

　　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

　　当然，“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

　　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天何言哉？予欲无言。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余世存　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擂鼓墩村，199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搬家工人、看门人、中学教师、报社编辑等。1995年进入《战略与管理》做编辑至执行主编，2000年离职。现为《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等。

　　《非常道》，所道之事，洋洋洒洒，五光十色，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命运、变异、廉耻、隔膜、荒诞，等等大千世界之事，多有涉猎，为奇，为怪，为惊，为叹，令人好生好奇，又不得不掩卷沉思。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不远的历史，又仿佛近在你我身边，跳不出去的往事，擦洗不掉的记忆。当然，这些生动的历史奇闻片段，真人逸事，真话连篇，编写者都一一作了细节分类（始于“史景第一”，终于“荒诞三十二”），并一一按照自己认为更为便当、准确和简洁的语言来表述，复述，避免了原著的生硬，又保持了原汁原味——不添油，不加醋，《非常道》，好味道。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所谓非常时期，必有非常话语。《非常道》一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这些话语中讲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或者说自1840年起到1999年这段精确的时间段，世存兄所讲述的这些古老并新鲜的中国话语故事，其特色是明显的，有些虽是趣事，但是不能当作笑话来听的，如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故事本身或许没有什么情节，甚至看后就一笑了之，但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是丝毫容不得掩盖和修饰的……我想，这就是《非常道》的所“道”之处，出众之处。

　　编者世存兄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历史片段，底线就是真实，他编书不需要“大话西游”一番，但白话一番可以，如《非常道》可以说是百年来的新《世说新语》。没有了古书上的“之乎者也”，更多了今天的明白语言。故事一样好听，容易接受。如一个“好难听”的关于名字的故事，是说清末某次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本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却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固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后人重新表述、复述前人的故事，要让受众觉得好听则是一种享受，而更为可贵的是编者坚持“言说者不添油、不加醋地直接表述”之底线，以及蕴涵着故事背后的独立判断和自由立场，可以让他平添几份自豪和劳碌后的心甘情愿。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的朋友余世存正好充当了这么一个表述人的角色，他本来是诗人，自然有很多形象思维的语言，可是他没有朝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向前进，而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复述历史故事，既忠实于原著作者，又忠实于历史本身。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内容选读

　　史景第一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转告张之洞和刘坤一。于是，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考察大臣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从中央各部、全国各地调集随行人马，组建考察团。当时头一件难办的事是出洋经费的筹措：庚子赔款使清廷的财政几近枯竭，另外，清廷并无财政预算一说，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给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发去急电求助。各省纷纷响应，直隶、湖北、江苏各认十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一万两库银。两个月后，各省已认筹了银子八十余万两。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纸条，神秘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仪见卦词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宽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并摇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新京报采访作者

　　新京报：《非常道》一书出版之后，很多读者拿它与《世说新语》做类比。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早先就预感到这一点。但它们有很大的不一样。《世说新语》可以被分类到“文林趣事”，而这本《非常道》，实际上是个折中本，有很多搁在一起很有力量的东西在编辑过程中被删除或者打散了。

　　新京报：自《世说新语》以来，各个朝代均有类似作品出现，比如《唐语林》等，为什么这种体例会流行？

　　余世存：这和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它只是给你提供材料让你自己体悟，而不同人对相同的材料会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这本书能否归到历史类？

　　余世存：只能分到“经史子集”的“子”或“集”里。

　　新京报：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历史碎片的方式来记载历史？

　　余世存：我原先是想写一本理论著作，搜集这些材料也是想拿它们作为例证，证明我的一个“类人孩”观念（我认为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但我不喜欢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我觉得他们不配看我的著作，所以我宁愿做一本历史注脚，提供给大众阅读。而且，我想通过这本书重构一种人性化的历史观念。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整理历史碎片比写理论专著更简单些？

　　余世存：不会。为了这本书我读了上千本传记，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传记。它和自己构架一本书相比，有不同的难度。

　　新京报：以后你还会不会继续你的初衷，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书？

　　余世存：有前辈曾经嘱咐我应该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想我以后不会做研究了，会对社会时政评述关注得更多一些。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批评家的价值在何处？

　　余世存：捍卫常识和维护某种正义。我编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我是在用我心目中的正义试图恢复历史正义。

　　以人性写历史该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书中资料都是很细节的历史，它的来源？整理方法？

　　余世存：全是来自公开出版物。编成一本《世说新语》花了几十年时间，相对旧时文人来说，我占有材料太容易了，但也花了四五年时间，抄卡片也抄了几千张。我还记得，无数个夏日，屋子像蒸笼一样，我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得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流眼泪。

　　新京报：为什么每一段话都没有注明出处？

余世存：我觉得给出处没有意义。《世说新语》也没有注明出处。如果都注解出处的话，那它就不是大众的东西了，而是小圈子内的精英的创造过程。

　　新京报：可是注解有助于给大众索引。

　　余世存：其实对现代人来说，重新回到历史很方便。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现存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都是宏大叙事，回避了人心。我希望未来的人也是以人性来写历史，而不要搞微小叙事，或者大历史。

　　新京报：它们之间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识界还是需要大历史的。但中国人可能更需要房龙写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史书。

　　新京报：在你的概念中，什么是“史书意义上的好书”？

　　余世存：应该是建立共同体的最低限度的共识，让每个读者建立认同，就是好的史书。钱穆说过，我们对本国历史应该有温情和善意。

　　新京报：书封上写的是“余世存编”，仿佛它是客观的整理，但显然小到每一段的阐释，大到章节架构都是非常主观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观的，它的内核是我的“类人孩”观念。

　　新京报：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一句话：“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为这是对崔健一种拔高到无限的赞美，后来，看到它所属的章节是“神伤”，才回过味来。

　　余世存：是的，其实它是一种极度伤心的愤激之词，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崔健的赞美。

　　新京报：书的并列章节之间应是相互关联而不兼容的概念，本书章节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类不清晰的问题。

　　余世存：分类是难受的事。我立了32个条目，或许有人会质疑某段应该放在其他章节，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新京报：作为一本书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题的，这本书有主题吗？

　　余世存：主题是历史人物怎么捍卫和失去他的人生权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长

　　新京报：这本书里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

　　余世存：我对这本书的不太满意之处是它没有给出编排理由，还有点粗糙，语言不够精练，所以我说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还需要磨合。

　　新京报：你是说你会接受读者的意见来修改这本书？

　　余世存：我特别需要读者给我建议，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练，像匕首一样，刀刀见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时间来写一本理论专著，但后来既然决定用历史碎片式推出来，那我个人再多花时间，能力毕竟有限，还不如早点创作出来，与读者互动。

　　新京报：迄今为止得到了什么反馈？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练习曲”的网友读完本书后留言说：“《非常道》略显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长。这段历史上烈士并非不多，但他们往往举止失宜，虽英捷勇进，最后却往往让人浩叹而已。全书看完，令人生出不负责任的感叹：谁为衰世留健笔，动人心事不如无。”我觉得他读出了我的用心，实在是这段历史本质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报：你认为这本书的读者会是怎样的分布？

　　余世存：社会青年和大学生。中老年人历史成见太深，难以指望他们从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

　　新京报：在你所记录的这些历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话，你怎么评判它们各自的价值？

　　余世存：从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民族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立言没有给民族转型提供思想资源或者人生哲学。”新京报：一般观点认为上一辈知识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之所以造成中国这么多年的惨痛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够勤奋不够刻苦，他们是应该为这段历史负责任的。

　　新京报：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对弱小，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的无功。

　　余世存：人没有立功不能归罪于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这个民族。当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历史中还是不断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们的总体成就没有高到推进社会跃进到现代门槛里去。

　　新京报：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经历了动乱的知识分子时，是不是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新京报：在你最近的文章《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中说道：“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余世存：我也承认环境和机遇对个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己：“上大学时，家境不幸以及对自己的怀疑引起的恐惧忧患多于学习的乐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说个人的境遇能够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判断？

　　余世存：我内心很分裂，其实我只关心两个人以内的事。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怀疑自己，从人性的角度，绝对应该跟犬儒知识界决裂，但我没有勇气。

　　新京报：你有孤独感吗？

　　余世存：其实耻辱感要大于孤独感。

精彩目录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运第四  
革命第五  
问世第六  
人论第七  
英风第八  
意志第九  
性情第十  
骨气第十一  
狂狷第十二  
识见第十三  
立言第十四  
代言第十五  
修辞第十六  
世道第十七  
敬畏第十八  
信念第十九  
自觉第二十  
教化第二十一  
命运第二十二  
变异第二十三  
神伤第二十四  
限定第二十五  
虚荣第二十六  
无情第二十七  
心智第二十八  
廉耻第二十九  
依附第三十  
隔膜第三十一   
荒诞第三十二

李鸿章等违背慈禧的宣战诏书
（本章字数：2058 更新时间：2006-5-9 10:46:46）


　　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慈禧宣战诏书而实行“东南互保”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转告张之洞和刘坤一。于是，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考察团经费：朝廷无预算 地方来支援

　　考察大臣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从中央各部、全国各地调集随行人马，组建考察团。当时头一件难办的事是出洋经费的筹措：庚子赔款使清廷的财政几近枯竭，另外，清廷并无财政预算一说，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给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发去急电求助。各省纷纷响应，直隶、湖北、江苏各认十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一万两库银。两个月后，各省已认筹了银子八十余万两。

　　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廖仲恺的入党《誓约书》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溥仪的师傅陈宝琛给袁世凯算的易卦“自作孽，不可活”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纸条，神秘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仪见卦词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宽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并摇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曹汝霖递交“二十一条”后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上与学生约法三章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后辞去大总统通电：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饿肚皮的北京教授们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孙中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尊称“国父”
（本章字数：1192 更新时间：2006-5-9 10:47:16）


　　巴黎的少年共产党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谈牌经以为掩护罢工组织会议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经常是夜里到某同志家里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孙中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尊称“国父”

　　孙中山辞世，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两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中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通告：《我们的今日》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宋家的新成员，自此正式得到国际列强的承认，为蒋以后的统治找到了靠山。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张作霖：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访张作霖，威逼利诱张与日本加深合作，遭张拒绝，张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汪精卫：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本章字数：1623 更新时间：2006-5-9 10:47:44）


　　汪精卫：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汪精卫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没必要那样替蒋介石“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一女不如一馒头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记者报道说：“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账而换得此幼女。”

　　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见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张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公葬之际有两幅挽联广为流传，其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为革命筹款买枪枝子弹打劫自家叔父

　　王树声是知识分子出身，在红军队伍里打了很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教过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符一度决定抢夺一些财物，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打浮财，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想起他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常去，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两人等到天黑，蒙面从后面溜进去，掏出手枪，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王树声来，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老太太跟儿子商量，拿出50元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侄孙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现洋，说一声：“谢谢您家！”就赶紧跑了。

　　许世友：张国焘是中央的代表，反他不是反对中央吗？

　　许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后，曾中生、许继慎等人（曾是曾希圣的哥哥，两人后来都被张国焘杀了）对张国焘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曾经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二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本章字数：1876 更新时间：2006-5-9 10:48:18）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1935年，蒋介石就曾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上海民众为谁献上“民族魂”旗

　　1936年鲁迅去世的时候，从10月20日至21日，有一万余人自发的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的遗容。葬礼上，在哀乐声中，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旗——“民族魂”，由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覆盖在楠木灵枢上。

　　阎锡山：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接电后，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阎锡山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太蛮干了，已元气大伤。”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

　　在张、杨数次电报的催促下，阎锡山到西安事变的第三日，终于发出了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宋美龄不顾凶险营救蒋介石：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不顾凶险，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见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蒋介石劝张学良不要送他回南京: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见逼蒋抗日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别时容易见时难”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中国近代美学：奠基人——王国维”（第六册，全书第六十九章）时，涉及“意境”问题，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自己的真心实感，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顿然觉出幻灭之感，以为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倍觉沉痛。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腊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日军飞机被炸死后，他写过“以血洗血”“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闻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嚎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题写“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