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破碎 天各一方

[font=宋体]这批新郑彝器的发现，牵动着国内外学术界敏感的神经。在郑公大墓带来的鼎沸声渐渐平息之后，许多人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这座大墓的年代为何时？墓主人究竟是谁？毫无疑问，只有郑国君主及权贵，只有那些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豪华和尊贵，但究竟是哪一位？[/font]
[font=宋体]能够判断墓主人身份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应该是墓中的器物铭文，而新郑大墓中出土的１００多件青铜器中有铭文可考者，惟有一件“王子婴次□炉”。那么王子婴究竟是谁呢？这个历史疑案，成为当时学者们谈论的议题。[/font]
[font=宋体]著名史学家王国维通过考证和研究，于１９２４年撰写了《王子婴次炉跋》一文，首先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文中说：“新郑所出铜器数百事，皆无文字，独有一器长方而挫角者，有铭七字，曰：‘王子婴次□炉’。余谓‘婴次’即‘婴齐’，乃楚令尹子重之遗器也……古人以‘婴齐’名者不止一人，独楚令尹子重为庄王弟，故《春秋》书‘公子婴齐’……子重之器何以出于新郑？盖鄢陵之役，楚师宵遁，故遗是器于新郑地。此器品质制作，与同时所出他器不类，亦其一证。”王国维指出，这件铜炉器形与纹饰具有楚国特征，铭文字体亦为楚风。最后他得出该墓主人，应当葬于鲁成公十六年鄢陵战役之后，乃郑成公之后郑国国君的墓，时代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但是他没有确指是哪一位郑国国君。[/font]
[font=宋体]王国维的观点遭到郭沫若的否定，他认为“婴齐”当是郑国公子婴齐，墓中随葬器物最迟亦当在公元前６７５年，而“王子婴次炉”之制作，必当在郑子尚为公子之时。郭沫若的观点比王国维的说法在时间上提前了约１００年。郭沫若还提出：“鄢陵之役，在鲁成公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时当盛暑，令尹不得携燎炉以从征也。”王国维在论证时疏忽了季节时令，携燎炉从征便失去了根据。但是郭沫若的说法也有不妥之处，有人指出郑公子婴齐为伯爵，他所处年代与铜器不符，而且“王子婴次□炉”并非郑器，所以其观点也不能成立。[/font]
[font=宋体]正当学术界为之争论不休时，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国国土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新郑彝器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有关的学术争论也被迫中止。本来这些贵重的文物可以静静地躺在河南博物馆的陈列柜中，接受参观者的观赏和学者们的研究，而卢沟桥的炮声打断了它们沉静的梦幻，博物馆的展览大厅也陷入风雨飘摇中。[/font]
[font=宋体]不久华北各地相继沦陷，且形势每况愈下，河南地处中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随时有沦陷的可能。此时，河南博物馆收藏器物之多，居于全国博物馆第二。为了保护这批国宝不毁于战火及沦入日军之手，在战火即将燃烧中原的危急时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镇于１０月２３日、２４日，１１月２４日，接连三次密令河南博物馆做好迁徙的准备。在紧急备战期间，河南博物馆按照河南省政府的要求，从馆藏文物中选取精品５６７８件，拓片１１６２张，图书１４７２册，分装成６８箱，由省政府委员凌孝芬，河南博物馆保存部主任赵惜时、雷荫堂率保安队十余人，押送古物由开封西行，经郑州南下，于１１月初抵达汉口，将６８箱文物暂存法租界内。[/font]
[font=宋体]后又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函照法国驻汉口总领事，请他们对于暂存租界的豫省文物给予保护。不久时局更加急迫，国家到了危急关头。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幼侨经河南省政府同意，又将其中的３６箱珍品从法租界取出，存入美国花旗银行库房保存，并由王幼侨、赵惜时等人组成河南博物馆驻汉办事处，全权负责保护管理迁汉文物。[/font]

郑公大墓墓主人

[font=宋体]１９６６年５月，为了弄清楚当年李家楼发掘郑公大墓的性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德保率考古队对原址进行了发掘清理。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挖掘古物之井穴计东西长约四丈，南北宽约三丈五尺。”又：“……墓穴深三丈，形椭圆，丹砂底，内有残骸三。”将其换算为公制，该墓长约１３．３米，宽约１１．６６米，深１０米。为了证实当时的记载，考古队将大墓重新挖开。在清理中他们看到，坑内填有五花土，坑底和填土当中，有被朱砂沾染的土块，朱砂是当初铺在墓底的。墓坑为椭圆形，东西长７米，南北宽６米，深７米，口大底小，呈锅底形。墓葬的形制大致与记载相符，只是墓穴的尺寸相去甚远，比当初的记载小了许多。在墓穴内西、南、北三面的墓壁上各有一形似半个方井似的遗迹，《图志》称其为隧。隧是一条通往上天的通道，用来使灵魂升天。这是春秋郑国高级贵族墓中特有的形式，这些井穴式的通道，往往在左右两侧或正面还留有上下的脚窝。墓圹的东壁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应该是１９２３年在盗掘的过程中受到了破坏。[/font]
[font=宋体]据新郑彝器出土时的记载，在墓室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角均有铜器出土，惟墓室东北角未出土铜器。为此，考古队在墓葬东北角外进行了密探，结果在大墓东北角发现一座南北长２．８米、东西宽１．７米的长方形竖穴土坑陪葬墓。经过发掘而知，墓内有棺椁各一重，但是因为盗扰严重，仅出土铜器４件、玉器３件，还有一些蚌器饰物。这座墓的出现，又提醒大家注意，这里究竟是一两座墓，还是一处墓葬群？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埋藏，比如车马陪葬坑等？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一带的情况，考古队对当年李锐居住的院内进行了全面的密探，共钻探３９００平方米。探出墓葬１２座，古井２眼，小型长方坑２４个，夯土基址５处，由此足以证明郑公大墓不是孤单的一座，李家楼院内就是一处古墓群。[/font]
[font=宋体]恰逢此时，山西侯马上马村发掘一批春秋大墓，所出青铜器和新郑李家楼大墓时代基本接近，出土器物相同，于是关于郑公大墓的年代问题再次引起争论。１９６５年，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在他所著的《商周青铜群综合研究》中指出，李家楼青铜器在性质上非常接近上马村１３号墓所出器物，所以郑公大墓的年代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因此其年代应从王国维之说。此后又不断有人通过其他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王子婴齐”确是楚令尹子重，而不是郭沫若所说的郑公子婴齐。因此李家楼大墓最有可能属于卒于公元前５７１年的郑成公，或者是卒于公元前５６６年的郑僖公，即在春秋中晚期之际。郭宝钧先生的《商周青铜群综合研究》，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才面世，此时离郑公大墓发掘已相去半个世纪，然而有关的年代问题仍然存在分歧。[/font]
[font=宋体]２０００年，郑韩故城工作站在城南发掘了一座大墓，编号Ｍ１，其墓口南北长２５米，东西宽２１米，深９米。墓室中为三重棺椁，椁室外有积石，结构非常复杂。西侧不远处有长１８米，宽７米，深５米的车马附葬坑，葬车２２辆。从其气派和规模看，一定是一座郑国国君大墓。李家楼大墓与其相比规模显然小得多，而且李家楼大墓也没有附葬的车马坑，但是李家楼大墓从随葬器物来看，毫无疑问也应该为国君级别，而它们的规模和葬制之间为什么相去甚远，这不禁使人产生疑虑和思考。[/font]
[font=宋体]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前后矛盾的葬制，说明李家楼大墓应当是一位非正常死亡的国君墓。《史记·郑世家》记载：“成公卒，子恽立，是为厘公（《左传》称厘公为僖公），厘公五年，郑相子驷朝厘公，厘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厘公，赴诸侯曰‘厘公暴病卒’。”厘公被宰相子驷杀害以后，子驷为了遮人耳目，掩盖弑杀国君的真相，便以隆重的葬礼厚葬了他。然而并非出于真心对待，所以在墓葬的规模与陪葬的定制上都表现出仓促和敷衍的痕迹，显然有别于其他的国君墓。蔡全法在《新郑李家楼青铜器钩沉》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这种观点，并旁征博引使其更加完备和更具说服力，而这种观点也比较使人容易接受。[/font]
[font=宋体]王子婴次炉因为有铭文可考，成为李家楼大墓断代的主要依据。由此对于该炉的考证便成为断定其年代的惟一线索。王国维认为该炉是楚令尹子重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溃败退兵时遗留在郑地的。而此说遭到郭沫若的反对和批驳，认为鄢陵战役在六月，子重不可能携带燎炉出征。郭沫若否定了王国维的意见后，探寻该器的入郑时间又引起纷争，不过争执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战利品，二是馈赠品，而且应该把时间锁定在冬季。[/font]

故城追踪

[font=宋体]谁能料想，１９２３年郑公大墓的发掘，仅仅是郑韩故城大规模考古发掘前的一支序曲，新中国成立后，由它而引出的种种重大发现相继而来，如团团迷雾令考古工作者如迷如痴，直到今天也没能停止他们勇于探索的脚步。[/font]
[font=宋体]２００３年４月的一天，应郑韩故城考古工作站站长蔡全法之邀，我到新郑进行实地考察。进入新郑，便可以看到巍巍故城蜿蜒起伏绵延数十里的壮观景象。城墙犹在，保存在地面以上的残墙仍高达１５米至１８米，墙基宽４０米至６０米。郑韩故国昔日的威严与繁华依稀可见，使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font]
[font=宋体]这是一个暴雨骤停、狂风肆虐的日子，在蔡全法的陪同下，我们来到郑韩故城北城墙下。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墙内外的农民为了过往方便，在厚重的夯土城墙上挖了一个洞，就在这个截面上，留下的夯筑痕迹清晰可辨，使我们同样清晰地感受到了历史的悠远。[/font]
[font=宋体]我们沿着城墙陡峭的墙体，顺着一条光滑的、被无数人攀登过的野径，拉着路两旁的荆棘丛，艰难地攀缘而上。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次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激战，现在已经无从推算，但是这城墙是历史的见证，它以自己的躯体记录下了当年发生在此的每一场战役的全过程。站在城墙上，闭目静思，便可顿然回到那铁蹄铮铮，旌旗蔽日，厮杀声震天的激战年代，我仿佛看到四处血迹斑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场景。这城墙是无言的纪念碑，刻下了一段段充满血腥恐怖的记忆和一个个噩梦般的故事。不过一切都成为遥远的过去，可谓“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font]
[font=宋体]这段城墙高出地面１０多米，古墙中间一条狭窄的野径，成为人们休闲的去处。墙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面貌，荒草萋萋，一派苍凉，但是登高可以望远。齐胸的蒿草，在怒风中摇荡，释放着多余的热情。墙体表面长满乱蓬蓬的野枣棵子和刺人的荆棘丛，使这座古老的城墙显得更加苍老和神秘。城墙外是双洎河，水面清澈而宽阔，隔着薄雾向远处眺望，似乎碧波连天，无边无际。这其实是一条护城河，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修筑的，但是数千年来，源源不断的丰富水源不仅滋养了这方土地，也养育了这里的人民。郑韩故城地处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因此统治者在防御工事上显然是动过一番心计的。２０００多年前，郑韩两国人民，凭借着原始落后的技术手段，一锹锹地修筑起一座如此雄伟坚固的城垣，以抵御入侵之敌，这是基于何种精神和信仰？这是基于一种精诚团结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今天还感染和激励着来此参观的每一个游客。[/font]
[font=宋体]１９７４年秋天，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由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马世之陪同，前来郑韩故城参观访问，她登上城墙，久久凝望着城墙苍老古朴的尽头，心中充满着微微的激动。马世之问她：“郑韩故城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无疑是他们孜孜不倦追求和探索的宝地，难道对于文学家来说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难道这用泥土筑起的城墙，也能激发起创作的灵感吗？”韩素音充满真诚深情地说：“我到过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看到过很多的古城和名胜古迹，但像郑韩故城保存这么完整，气势如此宏大，而且充满神奇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即便是意大利的古罗马城也无法与之相比，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兴趣！”[/font]
[font=宋体]早在１９２３年，新郑郑公大墓发掘以后，就有专家学者根据古文献的记载，推断新郑一带为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故城遗址。但是因为缺乏考古资料予以证实，所以始终没有定论。[/font]

黏合历史碎片

郑国是周代姬姓封国，《史记·郑世家》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时为公元前８０６年。郑国的第一代封君郑桓公，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弟弟。郑国最初的封地在今陕西凤翔南，后迁到陕西华阴西北，始名为郑。西周末年至东周初期，从郑桓公、郑武公到郑庄公，三代都是周天子的卿士，在朝廷之中大权在握，同时也为保卫周王室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周末年，周幽王继位之初，面临着千年不遇的严重旱情，《诗经·大雅·云汉》和《召旻》中记述了这次旱灾的惨烈景象，当时大小河流以及湖泊泉池滴水不见，草木庄稼一片焦黄，国内赤土千里。而恰逢此时，幽王二年，首都镐京及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在记述这次地震的情况时说：“……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山崩川竭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种亡国的征兆，同夏朝亡国前的情景基本相似。周王朝的一个史官曾预言，周王朝面临大厦将倾的危险。当时身为司徒的郑桓公，也预感到西周即将灭亡，曾与周太史伯一起共谋东迁之计，这便是著名的“史伯为桓公论兴衰”。郑桓公采纳了太史伯的建议，将自己的家眷、财产、部族、奴隶和国内的商人迁居到洛水以东的虢、郐一带。虢即东虢，在今荥阳县境。郐在新密、新郑一带。虢、郐慑于郑国的权势，并受其利诱，只好献出一些城池与郑国。

公元前７７１年，西戎入侵，周幽王在骊山脚下（今陕西临潼）被戎人杀死，西戎入侵之时，郑桓公正在朝廷供职，为了保护幽王，被乱箭射死。郑武公听说父亲被西戎杀害，怒火万丈，遂率三百辆兵车，日夜兼程，赶来与西戎决战，替父报仇。在与戎人激战中，郑武公身先士卒，战功显赫。这时前来救援的各路大军也相继赶到镐京，戎人在大军压境之时仓皇逃走。打败西戎后，郑武公亲自从申国迎回太子宜臼继承王位，这就是周平王。平王继位后，命郑武公继承父职，继续担任周王朝的司徒。

血腥的战争过后，往昔繁华的镐京，经过戎人的烧杀劫掠，已是残破不堪，一派恐怖景象，再加上西戎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因此于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等各诸侯国国君的帮助下，放弃了宗周镐京，东迁洛邑（今洛阳）。因为洛邑地处镐京以东，所以史称“东都”，历史上便把东迁以后的周王朝称为“东周”。

周平王东迁以后，为了赏赐护驾有功的诸侯，郑国被封赏赐在虎牢以东（今河南城皋一带）。《绎史》载：“骊山之败，桓公死之。其子武公掘突，从平王东迁，卒灭虢、郐以为己国。”公元前７６９年，具有雄才大略的郑武公看上了郐国的土地，但是又畏惧郐国骁勇善战的一批忠臣良将。

  一天深夜，郑武公命人将郐国一些忠臣良将的名字刻写在一张盟书上，然后派人在郐国东门外假设了一个祭坛，祭坛上还洒上了鸡血。他们把盟书埋在祭坛下面，并在盟书上说明灭掉郐国后，每个人可以获得的种种好处。第二天，郐国国君接到举报，果然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把盟书上所涉及的人员，全部满门抄斩。郐国上下一片血腥，顿时陷入恐怖之中。而郑国趁郐国大乱之时，突然举兵讨伐，轻而易举就灭掉了郐国。

  又过了两年，于公元前７６７年，郑国又灭掉盘踞荥阳一带的东虢，将其地盘也并入自己的版图。日见强大的郑国就在原虢、郐境内重新建国，并把国都迁至今新郑市城区附近。

雄心勃勃的郑武公对此并不满足，日思夜愁，想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次他看上了地处郾城、舞阳一带的胡国。计谋多端的郑武公，先将自己的女儿嫁与胡君为妻，结为秦晋之好。随后，他在征求大臣的意见时问：“我想扩大国土，你们说先攻打谁合适？”大夫关其思脱口而出说，应该先灭掉胡国。郑武公一听大怒，说：“胡国是兄弟之国，你竟敢要攻打它？”于是不由分说，下令把关其思拖下去斩首了。胡国国君听说此事，感激涕零，从此对郑国信任有加，放松了警惕，尔后把防御郑国的军队调到了其他地方。而郑国趁其不备，突然出兵，一举灭之。《韩非子·说难》中详细记述了这段往事。

郑武公死后，郑庄公寤生继承父职，继续为周朝的卿士，春秋初期，郑国虽区区小国，却在中原称雄一时。史称：“郑庄公，春秋诸侯中枭雄之姿也。”《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中讲述的就是郑庄公及其弟共叔段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残酷之争。东周王朝建立之后，各诸侯国逐渐强大，其势力不断膨胀，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奴隶制走向崩溃，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号令天下的能力了。这时身为周卿士的郑庄公，因为郑国国内矛盾重重，无心到朝廷上任，便引起周王室与郑国的嫌隙。最后竟然发展到周天子与郑国互派人质的地步。

公元前７２０年，周平王去世，太子狐从郑国回朝继位，但是由于悲愤交集，回到洛阳还没来得及登基就死去了。太子狐死后，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是为周桓王。桓王年轻气盛，满怀血气之勇，他对于郑庄公的专横跋扈早就忍无可忍，憎恨至极。

叩醒沉寂的故城

[font=宋体]春秋初期，中原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５０多个诸侯国，为了抵御强敌入侵，每个国家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经过２０００多年大自然的侵蚀和战争及人为的破坏，到目前为止，河南境内还保存有春秋古城１００多座，而郑韩故城仍居首要位置，并且也最负盛名。它不仅在全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同期古城中保存最完好者。[/font]
[font=宋体]１９６１年国务院将郑韩故城公布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font]
[font=宋体]为了进一步弄清郑韩故城遗址的布局，１９６３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新郑设立了文物工作站，由李德保任文物工作站站长，在此开展了长期而艰苦的考古调查工作。１９６４年秋天，郑韩故城上空浓云密布，一道亮光划破乌云，接着石破天惊的雷声从天际滚滚而来，打破了那绵绵无期的帝王城中的寂静。往日温情而默默流淌着的双洎河，如今也舒展筋骨，毫无拘束地狂奔而去，揭去往昔神秘而温柔的面纱。[/font]
[font=宋体]血腥而残酷的战争导致一个辉煌的世界走向末日，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发生的过程已被淡忘，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只有那些关于战争的记忆碎片。郑韩故城也在狂风暴雨和战争的洗礼中，逐渐改变着自己最初威严宏伟的面貌，成为历史的沉积。今天考古队就凭借着一把洛阳铲，开始了对这部宏伟巨著——“地书”的攻读和钻研，希望寻找到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而属于那个时代的足音，和其进行面对面的对话。[/font]
[font=宋体]郑韩故城工作站这次考古调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读懂这部“地书”中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如地下埋藏的分布区域，大体上找出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的所在范围，把分布情况反映在图纸上。[/font]
[font=宋体]全城东西几十公里，如此巨大的规模，要想把地下分布情况全部掌握，谈何容易！在普探之前，李德保带领工作站的考古队员，跑遍了郑韩故城的每一个角落，并且走访了当地一些居民，希望抓住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蛛丝马迹，作为切入口。调查资料表明，郑韩故城中有巨大的发掘潜力，可能会有一次重大的收获。经过周详缜密的准备后，郑韩故城大规模的普探工作在中原地区拉开了序幕。考古队采取撒网式战术，打算像过筛子一样把全城过滤一遍，以便摸清重点区域的所在方位，然后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进行重点试掘。[/font]
[font=宋体]他们根据国家地形测探图，依照自然分布，根据道路、沟坎、河道的自然走向，把全城划为３１个大区，再把３１个大区划成１０６个钻探小区，总面积在１０平方公里以上，其后按五百分之一的比例进行钻探。这样既可以确保大范围的地下遗存，譬如宫殿区、墓葬区、作坊区的所在位置不致漏网，还可以缩短工期，尽快掌握地下分布状况。[/font]
[font=宋体]考古队这一时期从各地抽调专业考古人员２０多人，动用民工１００多人，组成一支阵容庞大，实力雄厚的发掘队伍。考古队员在划分过的指定区域，从北向南一字排开，以横１０米、纵５米的间距向前强力推进。每人一把洛阳铲，从早到晚不停地钻探，仅凭探铲从地下带上来的信息，他们即可以知道地下所包含着的丰富内容。工作非常单调而又充满艰辛，但是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和希望不断地鼓舞着他们，引导着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font]
[font=宋体]不知不觉已进入１９６４年冬季，初冬的北风呼啸而过，带来袭人的寒意，但是钻探工作始终没有停止。不久严寒封锁了大地，冻土层达２０厘米厚，钻探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为了钻透坚硬的冻土层，每个人都是满手的血泡，但是从没有人提出要离开自己的岗位。而这时令人振奋的是，考古队在西城北中部和西北部地势较高的地带，即今阁老坟村周围相当大的范围内，钻探出了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并发现有早晚夯土建筑基址的上下叠压和打破关系。[/font]
[font=宋体]收获给人们带来喜悦，考古队员们忘却了自己所处的恶劣处境，再度发扬群体作战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他们发现夯土建筑基址一处接一处，有１０００多处，有些面积竟有六七千平方米，最小的也有几十平方米。如果将这些建筑基址复原为当初的面貌，一定会十分雄伟壮观。据初步推测，这些夯土基址，应该是宫殿建筑的一部分。规模如此宏大的宫殿建筑群，毫无疑问，只有那些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才有力量兴建和享用的资格。郑国的周庙、大宫、西宫和北宫，大约都分布在这一带。[/font]
[font=宋体]在进一步的钻探中，得知宫城的城垣略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约５００米，南北宽约３２０米，城墙宽约１０至１３米，全部为夯土所筑。残存的城垣如今已被黄土掩埋在地面之下约０．３至１米深处。考古队还在宫城的北墙和西墙中部分别探出两个缺口，估计可能是宫城的城门遗址。宫城内的中部偏北处还探出一座大型的夯土建筑台基，有可能是宫城内的宫殿建筑遗迹。[/font]
[font=宋体]在这片建筑基址偏西部，有一座高出地面约８米的夯土台基，这是郑韩故城内保存在地面上的惟一一处夯土基址，《新郑县志》作“梳洗台”，当地群众称为“梳妆台”。台基底部南北长约１３５米、东西宽８０米，面积１０８００平方米。台上发现有用陶井圈构筑的水井和埋入地下的陶排水管道，这正是一座春秋时期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这座夯土台基始筑于春秋，一直沿用于战国时期，也就是说此台基为郑国所建，韩灭郑后仍然继续使用。如果推测“梳妆台”是宫殿主殿基址的话，那么东侧地下埋藏的建筑基址当是主殿前的配殿遗存。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郑国宫殿区大约就分布在阁老坟村西南一带。[/font]
[font=宋体]考古队陆续在郑韩故城内勘探的面积约占故城范围的３[/font][font=宋体]�N５，初步掌握了故城内部各种遗迹的分布情况。考古队在西城区发现了宫殿区后，在东城的东部（小吴楼村北）又钻探出大面积的手工作坊遗址，面积有１０多万平方米。另外，在东城偏北部的张龙庄南地，发现了面积约７０００余平方米的制骨作坊遗址，其中包含物也十分丰富，尤其是骨簪出土最多，一般长１５厘米[/font][font=宋体]左右，略呈圆锥状，多刻人字纹，通体磨光，制作精致。这处制骨作坊，大约从春秋晚期开始生产，到战国时代一直被沿用，而且从制造技术到生产规模都有一定的发展。[/font]

御用冷藏室

[font=宋体]严寒终于过去，春天是田野钻探与发掘的最有利时机。１９６５年春，郑韩故城考古队再度展开了大规模的普探与试掘工作。考古队在宫殿区西北部阁老坟村北地的钻探过程中，发现地下文化层堆积异常深厚，超过其他地段，而且文化层的下面还分布有上下叠压的夯土，其中包含物也十分丰富，有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板瓦、筒瓦、陶器残片、砖块和铁器残块等遗物。这里的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李德保把这种情况向省文物队进行了汇报。５月初，安金槐安排好郑州商城的发掘事宜，抽时间来到新郑检查郑韩故城的钻探工作。他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决定在此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试掘，以便弄清地下的埋藏情况。安金槐把考古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员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普探，一部分人员由他亲自带领前往阁老坟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成员有李德保、马世之、欧正文等人。[/font]
[font=宋体]他们在阁老坟村北夯土建筑基址密集区开挖了一条南北长１０米、东西宽２米的探沟（编号Ｔ１）。当发掘队向下挖至１米深时，便发现了汉代文化层，其中包括汉代的瓦当、板瓦、陶盆和战国时期的陶片等遗物。汉代文化层下叠压着战国文化层，其中以探沟南部和西部堆积较厚，南部还有两个汉代灰坑的边沿，打破了战国时期一座夯土建筑遗址的东壁。这堵墙壁用草拌泥涂抹得十分光滑，无疑是一座地下建筑遗迹的一部分。[/font]
[font=宋体]为了寻找建筑遗址的西壁、南壁和北壁边沿，弄清这种相互叠压的复杂关系，考古队在Ｔ１的西面又扩宽２米，使Ｔ１成为南北长１０米、东西宽４米的大探沟。在此基础上为了弄清遗迹周围的情况，考古队又在Ｔ１的西面和北面分别开了Ｔ３、Ｔ４和Ｔ５三条探沟，使这处地下遗址的口部全部暴露出来。[/font]
[font=宋体]原来这是一处修筑在地下的南北长方形竖穴式建筑遗迹，从残存的口部看，除北壁顶部残损较甚外，其他三面的夯土壁还保存较完整，残高有３米左右。口部现存南北长８．７米，东西宽３米。土圹的四壁都是用夯土分层夯筑而成，每一层夯土面上，均布满密集的圆口平底夯杵窝的痕迹，一切表明这处地下建筑的夯土墙壁是相当坚固的。这处地下室的建筑方法是，先由地面向下挖一个口大底小的长方形阶梯状土圹，然后在土圹的四壁内侧，由下向上分层夯筑墙壁，墙壁是一层层拍打而成的。墙壁筑成后，再在墙壁四周抹上一层草拌泥，最后在其上加盖房顶。[/font]
[font=宋体]这座地下建筑究竟有什么用途呢？这个问题引起发掘者们的注意。这座地下建筑的底部比较平坦和规则，面积约有２１平方米。从其修筑的坚固程度看，倒像是一座关押囚犯的地牢。但是在继续向下挖掘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清理到底部时，发现在地面上，南北成行排列着５个井形地窖，约占地下室地面的１[/font][font=宋体]�N３。这５眼井窖应该是地下室内的主要设施，不过它们分明不是水井，因为这５眼井相距均在半米之内，如果用于汲水根本不需要构筑相距这么近的距离。加之修筑在地面以下数米深处，出入的走道又极窄，这样挑水时上下都十分不便。大家一边向下清理，一边热烈地讨论着有关它的用途。[/font]
[font=宋体]这处地下建筑基址的南壁偏东侧有一道台阶，可通往出口处。走道的台阶也是夯筑的，共有１３级。每级台阶面上都留有人们进出时脚踏台级的路土堆积层，说明这里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推测，当时人们非常频繁地出入地下室，所以每层台阶的台面和棱角均凸凹不平，甚至部分台阶的中间已经磨成凹弧形缺口，这显然是常年使用造成的。在地下室的四角都发现有柱洞，推知其顶部原来还盖有屋顶。这处地下设备被废弃后，顶部自然坍塌将其掩埋。[/font]
[font=宋体]这５眼井窖的形制基本形同，都是用陶井圈套接而成的竖穴式，大体和郑韩故城内外所发现的战国时期陶圈券井相似。这５眼井窖直径最大者为１米，最小者为０．７１米，一般深为２．５０米左右。发掘时，这处地下建筑从口部到底全部填满了灰土，在灰土中包含着大量战国时期的陶器片、砖块、瓦片和兽骨等。兽禽的骨骼，约占出土遗物总数的１[/font][font=宋体]�N２，其中以牛、猪骨最多，马、羊骨次之，另有少量的鹿、鸡骨。另外在这些阴冷的井窖中，还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陶盆、陶釜、陶罐、陶壶、陶甑以及少量残破的铁器、骨器等，这一切都表明其用途一定和窖藏有关。[/font]
[font=宋体]从这处地下设施的全局观察，再结合大量的兽禽骨骼来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战国时期韩国的一所储藏食物的大型窖穴，是用于保鲜的地下冷库，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冰箱。这一发现说明古人已经掌握了在冬季采冰，用于夏天消暑或保鲜食品的技术。这座地下储藏室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及古代食品的冷藏技术都具有重要的价值。[/font]

众神的祭坛

[font=宋体]１９９３年春天，郑韩故城考古工作站站长蔡全法和郑州考古干部专科学校的老师们，带领该校的数十名学员，根据新郑市文管所提供的钻探资料，在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的小高庄村西，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这次他们发掘出数座战国大型粮窖遗存以及一批灰坑、水井和钱范坑等，另外还发掘出大批的汉、唐墓葬。此后，他们又在遗址西部发现了３座殉马坑，这３座殉马坑的出现，使墓地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为这些殉马坑的时代要早于附近的墓葬，而那些墓葬的规格也够不上配置殉马坑。根据自己多年的考古经验，蔡全法推断这一带还应该有其他的埋藏，时代要早，可能会是窖藏坑，是祭祀后留下的遗迹。[/font]
[font=宋体]蔡全法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往郑韩故城负责发掘工作后，一晃就过去了十年。十年中他对郑韩故城的考古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却一直没有碰到过像郑公大墓那般的奇遇，因此他始终不甘心。[/font]
[font=宋体]郑州考古干部专科学校学生实习结束后，新郑工作站组织技术人员在该遗址西部约１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进行了详细的探查。这次普探结束后，蔡全法了解到这一带的埋藏相当丰富而深厚，究竟是什么，他还不敢肯定，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不久可能会有一次突破性的发现。学员考古实习结束后，因为发掘经费的原因，试掘没有继续进行，但是蔡全法通知主管部门，不经过考古部门的允许，任何单位不许私自动用这块土地。[/font]
[font=宋体]１９９３年６月，蔡全法带队在该遗址东南部金城路发掘时，发现了３座礼器坑和２座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６０余件。这才使蔡全法霍然明白，对那３座殉马遗存有了新的认识，得知与它们相配置的应该是祭祀遗存。[/font]
[font=宋体]１９９５年夏，当地文物工作者在该遗址以西１５０米的新郑市城市信用社院中，又发现８座青铜礼乐器坑和５６座殉马坑，其中有６座历史上曾经被盗过，但是仍然出土青铜礼乐器５７件。这些可喜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一次次震动，从而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在郑韩故城的地下，到处都埋藏着珍宝，虽然历史上盗掘严重，但是还没有到盗掘殆尽的境地，而小高庄村西这片遗址当与城市信用社遗址的文化内涵非常相似。[/font]
[font=宋体]１９９６年９月，新郑工作站曾经钻探过的那片土地被中国银行买去，准备在此筹建中行大厦，发现车马坑的地点也在征地范围之内。为了配合中行的基建工程，该遗址被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发掘。蔡全法带队再次来到这块土地上，郑国祭祀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序幕终于拉开了。[/font]
[font=宋体]郑国祭祀遗址位于小高庄村西地的最西端，南北长１００米，东西宽８０米。这里原为西高东低的岗地，高出现地面２米以上，形成一辘轳把形的断崖。因为地势高，给土地灌溉造成极大的不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平整土地的高潮中，这块高台地屡经平整，现在的地面已经较为平坦，地貌略呈南高北低，发掘前为小高庄村的农田。发掘时蔡全法根据１９９３年已经掌握的情况，以及殉马坑周围往往伴随青铜礼器出土的经验，他计划在遗址西部由北向南，在曾经发现车马坑的地方布下１０米×１０米的探方１００个。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发掘，最多时每天雇用民工上百人。[/font]
[font=宋体]发掘伊始，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考古工作者们轻轻开启封尘的书斋，拂去数千年的尘埃，然后像一页页细心地解读着厚厚的“地书”那样，开始了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９月间，荒郊野外仍然是酷暑当头，蹲在探方中工作，汗水掺和着翻起的泥土沾在身上，甩不掉，摆不脱，令人苦不堪言，但是发掘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了１０月底，发掘面积已达６００平方米。但出乎意料的是，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工作，除清理出大量的战国灰坑、水井及小型古墓葬外，仅发现殉马坑６座，没有一座青铜器坑，这不免使人感到有点泄气。[/font]
[font=宋体]进入１１月份后，气温开始不断下降，北风阵阵带来袭人的冷气，因为发掘工地上始终没有重大的突破，所以气氛如天气一样冷冰冰的，没有一点生气。鉴于这种状况，蔡全法决定改变方案，向南再开两个探方，转而向东发掘。他心中一直企盼着有所突破，但是希望却迟迟不肯降临，这给发掘队造成极大的思想压力。[/font]
[font=宋体]发掘队在向东的发掘中，加大了发掘力度，并且从一次揭露２００平方米，扩大到一次揭露４００平方米。到了１１月底，天气开始寒冷，阴冷的北风中还时时夹杂着零星小雨，让人感觉冰冷而潮湿。这时西部探方的发掘工作已相继结束，仅剩东部两个探方尚在清理中。这时发掘面积已达１６００平方米，发现了殉马坑２０余座，但是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在以后的发掘中，殉马坑却源源不断地被发现，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遗迹总是不失时机地相伴而出，这些多少也给发掘工地增添了一些新意。[/font]
[font=宋体]当发掘面积达８０００平方米时，殉马坑已达４４座，从西到东大致分为７排，排列规律明显，数量也较多，都是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土坑。坑内殉马少者２—３匹，多者４—６匹。马骨的埋放方式都是头向西，腿朝南或北，均匀分布形成纵列，多数马骨为白色或黄色。马的性别多数为牡马，少数为牝马（母马）。马的年龄从１岁—１３岁不等，有的马奶牙还未及更换。根据《礼记·郊特牲》的说法，用年龄较小的马表示用心诚一。这么多的殉马坑究竟做什么用？如果是祭祀活动的遗存，那么一定还应该有其他与其相配的遗存，可是为什么隐藏那么深，一直迟迟不肯露面？蔡全法甚感迷茫。[/font]

青铜礼乐祭神祇

[font=宋体]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进行，中行工地遗址发掘面积已有３０００多平方米，清理青铜礼乐器坑１０座，出土各种礼器１１１件，编钟６架１４４件，并清理出数套木质钟架的朽痕和３０座殉马坑。可谓硕果累累，丰富多彩，但是考古证明，礼乐器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取得上级机关的支持，蔡全法在发掘的同时，及时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到国家文物局。接到汇报，国家文物局旋即派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来工地视察，当他看到这种壮观的场景和摆在面前的一批珍稀文物时，不禁大为惊愕。这无疑是一次重大发现，在郑韩故城数十年的考古史上也属罕见。[/font]
[font=宋体]结束视察后，黄景略对郑韩故城的考古工作予以肯定，并对今后的工作讲了几点意见：１．遗址发掘要继续进行，可以搞“地毯式”发掘，一寸都不能放过；２．经费有困难，国家文物局帮助解决；３．从目前情况看，遗址性质尚无法断定，要边发掘边研究，尽早解决性质问题。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关注使发掘者备受鼓舞，黄景略的意见成为下一阶段发掘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font]
[font=宋体]发掘面积不断扩大到４０００平方米，最后达到８０００平方米，共发现礼乐器坑１８座，殉马坑４５座，出土青铜礼乐器３４８件。令人惋惜的是１１、１２、１３、１８号坑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坑中仅存部分钟架和残竹席的痕迹。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其他的大量东周遗存和少数汉、宋墓葬。东周遗存主要以小型战国墓为主，数量已达百座，尤以小孩墓为多。另外还发掘出东周时期的灰坑３４０个，水井４０余眼。这次的发现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其重要性可以和中国考古史上任何一次重大发现相提并论。[/font]
[font=宋体]面对如此重要的发现，很多人都会问，遗址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是窖藏，礼乐器不可能摆放得那么规律，而且将大量的马杀死同时藏入地下，这显然解释不通；如果说是宗庙，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宗庙建筑遗存，且宗庙祭祀是不埋祭器的；说是附葬坑吧，近处却没有与之同时期或者相匹配的大型墓葬。围绕这些问题，大家发表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当然是各有各的看法，不过最终也没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各种见解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蔡全法终日不能释怀，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深思中。[/font]
[font=宋体]直到１９９７年７月，考古队在Ｔ６２３探方中发现了一道夯土墙后，多日来的悬案才被揭开了沉重的一角。蔡全法亲自对这道夯土墙的局部作了解剖，发现夯土墙残存厚度有３０多厘米，是基础槽，夯筑的层次清晰，基宽１米左右，断续尚存３６米长。夯窝仍清晰可见，为圆形小圜底，其中所包含的陶片具有春秋中期的明显特征。从遗迹的平面分布情况看，所有遗存均分布在墙基以西，没有超出墙基范围的现象，而且墙的走向与多数礼乐器坑和殉马坑的方向相一致，说明墙基的时代不仅与遗址相同，而且是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font]
[font=宋体]周和夏商两朝一样，把社稷与宗庙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国家与政权的象征，所以统治集团一向把祭祀活动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据记载，周代的大型祭祀活动，较常见的分外祀和内祀两种。祭天在南郊，祭地在北郊，由于这些祭祀活动在城外进行，所以称为“外祀”，而祭祀宗庙、社稷因为在城内，便称为“内祀”。这处遗址因为在城内，所以首先可以排除外祀的可能性。另据《考工记》载，宗庙与社稷都在王宫的前方，所谓“左宗庙，右社稷”。而这片遗址正处于西城区内，宫殿遗址右前方，由此而知这片遗址应该是祭祀江山社稷的场所。[/font]
[font=宋体]社的重要标志是社坛和社[/font]
[font=宋体]（祭坛周围的矮墙），尤其是社[/font]
[font=宋体]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考古工作者的推断。虽然由于年代久远，祭坛已不复存在，但是围墙尚存。根据墙基槽１米的厚度来看，显然是一堵矮墙，正符合[/font]
[font=宋体]的要求。社坛和社[/font]
[font=宋体]是大地的象征，故以天为穹庐，便可以直通天气。《礼记·郊特牲》载：“社稷土而主阴气也……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意思是说，社是祭祀土地之神，因而以阴气为主……天子的社坛称为“大社”，上无掩盖，下不架柴，必使其接触到霜露风雨，这样才可以通达天地之气。这大概就是祭祀遗址没有建筑设施的根本原因。这一发现在我国周代考古中尚属首次。[/font]

宏伟巨制

[font=宋体]郑韩故城考古队，自１９６４年开始在故城遗址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以来，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今天也没能结束这里的考古发掘工作。[/font]
[font=宋体]早在１９６８年，新郑东城后端湾村一名社员正在村西地灌溉农田时，突然地面被大水冲出一个洞，水直往里灌，于是好奇的人们把洞扒开一看，原来是一座古墓葬，并发现有一对青铜大方壶。他们将情况上报了文物部门，新郑工作站站长李德保闻讯后，立即赶往后端湾，将两件铜壶收缴归公，然后对墓葬进行了清理。这两件方壶器形和纹饰完全相同，通高７０厘米，考古人员将其定为春秋早期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城中首次发现的大型青铜礼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font]

[font=宋体]这对铜方壶的发现，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６年，郑韩故城工作站在１９６５年钻探的基础之上，又先后两次对后端湾进行了钻探和试掘，确定这里是一处郑国高级贵族墓地，面积约１０万平方米，其中包含各类墓葬３００余座和大批的灰坑、车马坑及陪葬坑等。[/font]
[font=宋体]１９９６年７月，新郑城关镇土地所准备在后端湾村一带规划宅基地。得到消息，新郑市文物保管所即刻派人前往进行普探。郑韩故城是国家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和规范，任何部门哪怕是动地下的一寸土，都必须经文物部门钻探后才允许施工。这块规划出的宅基地，东西宽３４米，南北长１２４米，属于后端湾墓地的一部分，与１９２３年发现郑公大墓的李家楼由东南至西北相隔仅千米。[/font]
[font=宋体]７月１１日上午，正当钻探进行将近一半时，发掘队发现地下的堆积特别复杂，除了有不少大墓和灰坑外，另有一片五花土，占地有数十平方米。他们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新郑工作站，听到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蔡全法立刻带人匆忙赶往工地查看。钻探结果表明，这里有一座长约２５米、宽约２１米的特大墓葬（编为Ｍ１号墓），另外还有１４座大中型墓和１座长约１０米、宽约８米的大型车马坑（编为１号坑）。[/font]
[font=宋体]１９９６年冬天，蔡全法带领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试掘。目的是掌握大墓的真实面貌，因为这样规模宏大的墓葬在郑韩故城遗址中还从没有见到过，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考古队首先将Ｍ１的边缘铲探出来，果然规模之大在郑韩故城历年发掘中首屈一指，因此考古工地上群情激奋，大家都企盼着有一次震惊世人的重大发现。这种梦想由来已久，郑韩故城考古工作站的每个人都想亲手挖到一座像１９２３年李锐打井时挖到的那般规模的大墓，而今天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墓口揭开之后，他们发现在宽大的墓圹之内，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盗洞竟然有５９个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显然已经直达墓底。此情此景，使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心如刀割。[/font]
[font=宋体]这座大型墓葬分为夯筑墓圹与中心墓室两部分，数一下，墓圹上的盗洞有２４个，中心墓室上有３５个，将偌大的墓葬盗挖得像筛眼一般惨不忍睹。经过鉴定，这些盗洞多为民国时期的“杰作”。１９２３年郑公大墓发掘以后，轰动了全国，并震惊世界，但也引来盗墓者的疯狂抢掠。他们在郑韩故城遗址中肆无忌惮地狂挖滥掘，致使大多墓地被洗劫一空，幸存者可谓寥寥无几。[/font]
[font=宋体]面对Ｍ１千疮百孔的局面，考古队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挖还是不挖呢？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挖吧，很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挖吧，万一错过良机呢？还有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犟劲使大家不甘心，最后蔡全法还是做出了继续向下挖的决定。这样一方面可以了解这座大墓的形制、结构和建筑水平，另一方面，或许还能获取一些遗留物。总之，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希望永远存在于不停顿的探索之中，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要放弃。发掘之初，有人提议说，干脆集中力量以最快的速度从墓坑中部挖下去，先看看墓中是否还有遗留再说。这种提议显然违反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立刻遭到蔡全法的反对。他认为发掘这样罕见的大墓，除了考虑获取墓中的文物外，还要考虑是否全面获取了这座大墓中的历史信息，决不能单看墓内有多少随葬品。[/font]
[font=宋体]一经决定，大家便积极投入到发掘工作中，尽管发掘工地上依然笼罩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０日至８月１日，为发掘墓口和清理盗洞的阶段，而正在发掘中，因为发掘经费短缺而停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９日，基建单位拨来发掘经费，于是再度开工，继续发掘墓室。经过断断续续７个月的发掘，这座大墓终于清理完毕。发掘期间，大家始终最关注的是盗洞的发展状况，然而阴森森的、令人憎恶的形状各异的盗洞，始终伴随着大墓的发掘向下延伸，给人们冰冷的情绪又添上一层厌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挖到墓圹上以及墓道上的盗洞，一旦发现方位错了，立即会改变方向，继续沿着墓室的位置向前延伸，有些盗洞竟然曲曲折折几经转换方位，最终执著地到达了墓底。[/font]

千军万马动地来

[font=黑体][color=#444444][font=宋体]发掘Ｍ１，总的来说是在一种悲观失望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却瞬间驱散漫天的乌云，给发掘者带来光明的前景。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的一天，一户当地居民在Ｍ１西部相距２０多米处挖地基时，马俊才突然发现在他翻挖的地基沟中有大面积的五花土出露。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预示着将要有重大的发现。五花土是考古学用语，一般指挖出后又回填到墓中或窖穴中的回填土，说明这里的土曾经被翻动过。这一喜讯，同样强烈触动了马俊才的神经，他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可能会有另一座大墓，也许还未曾被盗扰过。[/font]
[font=宋体]他当即令那人停工，等待考古队前来钻探。１１月１７日，马俊才带队开始在这里进行发掘。已经进入冬季，北方大平原上冷风嗖嗖地刮着，不久又飘起零星的雪花。考古队冒着严寒在这里进行着一项最具伟大意义的工作——考古。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揭开这处地下奇观，竟然忘记了恶劣的天气给他们带来的困难。他们清理过填土后，当坑口渐渐呈现出来时，反而让大家吃了一惊，他们不免有些纳闷起来。这是一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大型遗迹，长１８米，宽８米，该坑被编为１号坑。面积如此宏大的夯土遗迹，究竟是什么用途？看来应该是与Ｍ１号墓相关的一处重要遗迹。尽管天寒地冻，飞沙走石，但是发掘工地上却一扫往日的沉闷，洋溢着初春的暖意，充满战前那种激动和振奋的情绪。[/font]
[font=宋体]经过进一步钻探，１号坑被确定为Ｍ１的大型陪葬车马坑。在郑韩故城数十年的发掘中，像这样规模庞大的车马坑还是首次发现，不能不让人倍加兴奋。车制是东周时期等级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以前所发掘的１０余座中小型车马坑的情况看，大夫一级的五鼎墓，才有殉葬车１辆，个别也有殉葬４辆的，因此１号车马坑的发现，对了解春秋时期郑国车制具有重要的意义。[/font]
[font=宋体]２００１年４月８日，考古队对１号车马坑周围的５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到７月底，发掘工作基本顺利完成，不过仍是座座被盗，无一遗漏。经过发掘者认真寻找，他们只是在扰土中清理出了一批玛瑙、玉器、青铜器、骨器、紫水晶等小件文物或饰件，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物精品，但还是令人深感失望。[/font]
[font=宋体]入夏以来，天气变幻无常，风雨说来就来，而且一连数日不停，常常使墓下作业的人们措手不及，无处藏身，因此防雨成为当务之急。经过商议后，马俊才带人在１号车马坑上搭建了一个遮蔽风雨的大棚子，棚子搭好后总算可以避风雨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人们在棚中工作，更是苦不堪言，还不如在露天下工作。平时大棚中一丝风都没有，炎热的太阳一晒，闷热异常，就像身处窑炉一般，个个大汗淋漓，焦躁难挨。如果下起雨来，户外很凉爽，而里面却更加湿热潮闷，令人窒息。时间一久，人人身上都是一层湿疹，一抓一片，钻心的痒痒。[/font]
[font=宋体]而正在这时，１号坑中车辆的痕迹出露了，１辆、２辆……接二连三现出原形，远远超出了当初估计的数量，而且车的上面还发现许多青铜和骨制饰件。究竟里面会有多少辆车？还会埋藏有其他遗物吗？这一切给人们带来了无限想像的空间。这个发现使大家兴奋不已，忘却了身处恶劣环境中难耐的滋味。[/font]
[font=宋体]１号车马坑的时代为春秋之际。坑口长１０．４米，宽８．４米，底部略小，深５米，四角各有两道供人上下的脚窝。填土为不规则的夯土，车辆中间的填土没有发现夯打的痕迹。该车马坑的面积虽小，但是遗存却十分丰富，当揭开填土层后，层层叠叠、大小各异的车身、车轮便展现在眼前，十分炫目。这些车辆装饰豪华，做工甚为考究，极具观赏与展示价值。而令人遗憾的是，车马坑已被１３个盗洞和３个战国水井及１个战国灰坑所扰乱。所幸的是，除了两辆车遭严重破坏外，其余的车破坏程度较轻，均可以复原。在场的所有人员都被这一奇观所震惊，深深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而感到骄傲。[/font]
[font=宋体]郑国车马葬制有其特殊的规律，都是先将车轮摘掉后，侧靠在坑壁的四周，再把杀死的马平铺在坑底，然后把拆下的车体放在马身上。事先摘下的车马饰件，像马鞍、马镫、马衔等全部放在主墓中。据考证，这与郑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相信，如果阴间的其他鬼魂拿不到这些车马具，那么谁也无法使用这些车辆。[/font]
[font=宋体]就在大家为新发现而激动忘情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使大家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当马俊才带人清理车衡、车辕、车轮的一些主要部位时，却意外地发现上面出现许多空洞，空洞的内壁四周还黏附着漆皮，这是木质结构腐朽后形成的。[/font]
[font=宋体]原来一般的木质车辆，大多在数十年间便已朽坏，这时土分子进入朽灰中间，形成固体结构，因此清理出朽灰也就清理出了车子的原形。可是１号坑的车辆采用了非常坚固耐用的上等木材，往往历经数百年还不腐朽，而这时周围的泥土已经压实成形，不能再压缩了。又经过一些时期，这些木料朽掉，只剩下不易腐朽的漆皮黏着在周围的土上，而因为灰土量过少，已经无法充填在朽灰中，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空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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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雄姿

[font=宋体]春秋初期郑国曾经强盛一时，而后便逐渐走向衰亡。《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２６２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其“郑道”就是沟通南北之大道，北达上党，南可抵楚。由于郑国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晋楚争霸，常以郑为掠夺目标，诸侯不断对郑用兵。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三中曰：“春秋战争之多莫如郑。”郑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常首鼠两大国之间，视其强弱以为向背”，春秋末期，国势渐衰。《史记·郑世家》载，郑君乙二十一年（公元前３７５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郑国在郑城故地生存３７５年。[/font]
[font=宋体]韩国也是姬姓国，属战国七雄之一。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４５３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４０３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国，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并立的局面开始形成。[/font]
[font=宋体]三晋中的韩国，地处晋国南部，是一个地盘比较小的国家。它西边与强秦为邻，北边和东边与魏国接壤，南边是楚国，恰巧夹在三强之间，周围的大国严重威胁着它的生存。《孟子·离娄上》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当时各国间的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战事极为残酷。为了避开强国的欺凌和与它们之间的不断摩擦，公元前３７５年，韩哀侯灭郑国，从阳翟迁都到新郑，但其国力一直不够强盛。韩哀侯六年（公元前３７１年），秦国伐宜阳，攻取了韩国的六座城邑，韩国从而处于弱小的地位。到了韩昭侯时（公元前３５８—前３３３年），列国中大都经过不同程度的变法和改革，并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国家由此而强盛起来，便不断开始向外扩张。就连当时的宋国也公然发兵攻打韩国，并一举攻取了韩国的黄池（今封丘西南）。三晋中魏国最强盛，也总是不断与韩国发生摩擦，对其构成极大的威胁。[/font]
[font=宋体]面对韩国的政治局势，韩昭侯不得不考虑变革图强。公元前３５４年，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韩国在申不害为相期间，国富民强，“诸侯不来侵韩”，曾经称雄一时，把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郑城是战国晚期韩国由极盛到衰亡时期的都城，也是韩国都城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韩都因为是在郑国故都的基础上建立的，亦称郑韩故城。这里地理位置异常重要，成为大国争城掠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史称“咽喉九州之地”。[/font]
[font=宋体]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强盛，积极向外扩张。秦要统一中国，自然要向崤山以东发展，三晋就首当其冲。秦在对魏国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力就出函谷关攻韩国。函谷关以东韩国的重地宜阳（今河南宜阳），是通三川、窥周室的必经之地。公元前３０８年，秦国派甘茂进攻宜阳。《东周策》载，宜阳城有三十万韩军驻守，其中十万为精锐骁勇。甘茂组织优势兵力对宜阳发起强攻，一连五个月没能得逞，相反秦军在韩军的反击下死伤惨重。在进退维谷时，有人告诉甘茂说：现在国内有人反对你，国外也有很多人恨你，如果今天你失败了，你就面临绝境，而如果攻下宜阳，那么你就是有功之臣。听完此言，甘茂准备决一死战。他发誓说宜阳就是他的坟墓，如不拿下宜阳决不收兵。他向秦王恳请增加兵力，并亲自督战，最后一鼓作气攻下了宜阳。这场战役秦军打得异常艰苦，死伤过半。占领宜阳后，秦国便打开了通向中原的门户。[/font]

繁华无限

[font=宋体]多年以来，地处南城墙外侧的冯庄村，村民在犁地时常常从地里挖出一些砖瓦碎块，而且数量很多，挖不完，捡不净。尽管这些砖头瓦块给耕种带来很大的不便，且影响庄稼的生长，但是世代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从来也没有人问个究竟。[/font]
[font=宋体]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马俊才在冯庄附近的考古工地发掘，傍晚下班时从冯庄路过，他看到一辆大型铲车正在地里平整土地，出于职业习惯，他不知不觉便走了过去。而第一眼，就使他大吃一惊，他发现铲车铲起的黄土中，夹杂着大量的灰色陶片，这些不起眼的东西立刻引起他的警觉。他紧往前赶了几步，借着天边的余晖仔细查看，而更令他吃惊的是，他分明看到铲车铲过的地方，露出一座陶窑遗址来。马俊才立即制止铲车继续向下挖，然后跑去找村负责人，要求暂停平整土地，等待文物部门前来清理发掘。村干部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吩咐立刻停工。[/font]
[font=宋体]第二天马俊才带人前来清理陶窑，好奇心驱使着人们，附近村中的男女老少都跑来观看，他们也很想让考古队“探一探”，看这地下究竟是什么东西。马俊才起初也没有太当回事，毕竟在这种地方，像陶窑、作坊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怪。他本想用上３天便可将陶窑清理出来，而令他料想不到的是，这一挖可不当紧，挖着挖着就收不住了。一个窑址挨着一个窑址，一个作坊连着一个作坊，形式各异、大小不等、时代不同，简直就是一座大型窑址博物馆。[/font]
[font=宋体]马俊才和考古队在震惊之余，只得改弦更张重新制定发掘计划，采用全面揭露的方法进行发掘。经过近半年的发掘，揭露面积６０００多平方米，清理出灰坑３７２座、水井６１眼、陶窑２３座、制陶作坊５座、中小型竖穴土坑墓７７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豆、钵、碗、罐、鬲、盂等陶制品和形式多样的制陶工具。而这仅仅是开始，考古队在遗址周围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这里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制陶遗址，面积在２０万平方米以上，先后延续使用了５００年之久，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晚期，几乎贯穿春秋战国的全部历史。像这样规模宏大的制陶业，在各诸侯国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不可多得的。[/font]
[font=宋体]２００３年７月初，我再次到新郑采访，一走进冯庄，潮湿的热风夹杂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仿佛正穿越时空，回到２０００年前那个英雄辈出、活力四射、激情燃烧的年代。我闭上眼睛体味着，感受着……睁开眼睛，繁华已过，四周一片寂寥。[/font]
[font=宋体]经过大面积的揭露，我的脚下践踏着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土层，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原始面貌。在窑场的西部，连片的大坑里，成摞成摞地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陶器，各个时期的都有，这些当年被遗弃的残次品，现在被重新发掘出来，像一首时代的挽歌奏响在参观者的耳旁，使人深感震憾。昨夜一场大雨，天亮才停，但时不时还会飘洒一阵细细的雨丝，地上的积水还没有干，周围的旷野一片迷蒙。揭示出的战国地因层经过长久的践踏，坚硬而光洁，并带有一层似有而无的绿色苔藓。几只青蛙在我们脚下的水坑边跳来蹦去，颇有几分意趣。经过几千年的生物进化，它们是否得以进化呢？[/font]
[font=宋体]走出冯庄，我们又来到郑韩故城北城墙下。２００２年新郑市准备修筑一条公路，叫能人大道。公路从城墙东段缺口处穿越，而在修路时竟在墙下发现了一处制陶窑场，于是施工队将情况上报文物部门。新郑工作站经过调查后，确认这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大型窑场遗址，于是组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开探方４０余个，揭露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发现了一处战国晚期韩国的大型制陶遗址。截至目前，已清理出大型作坊建筑６座、道路１条、大型蓄水池４个、水井５眼、陶窑５座……这里的工作场面非常浩大，展现在我眼前的分明是一条完整的制陶作业流水线，从洗泥、制陶到烧制的全过程都历历在目。发掘者认为，这是战国时期韩国官营陶业建材厂，属右城司工衙门，使用的时间主要在战国晚期，上限也可能会早到战国中期。[/font]
[font=宋体]这么多大型的制陶遗址，充分说明陶制品的社会需求量之大是任何行业都无法比拟的，而从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郑韩故国经济贸易的发达和对外往来的频繁。据史载，进入郑国东城门，有一条奎路，奎就是大的意思。奎路平时可以并排通过９辆马车，路旁大树成阴，高耸入云，一派王都之气。大路两旁店铺林立，熙来攘往热闹非凡，这就是著名的奎市。奎市是韩国经贸往来的中心，吸引着各国的商人和消费者。据推测，冯庄及能人大道制陶遗址所生产的陶制品，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会运到此地批发销售，进入流通市场。[/font]
[font=宋体]战国末年，韩国杰出的思想家韩非，在一则寓言故事《买椟还珠》中讲，郑国经济贸易往来十分活跃，税率很低，吸引了大批的“外商”到此做生意。楚国一个商人来到郑国，在奎市租下一爿店面做起珠宝生意来。他很善于包装自己的产品，用上等的木材做成装珠宝的匣子，用桂椒熏蒸后，又在匣子上点缀珠玉和翡翠，看上去非常华丽。一个郑国人买下一匣子珠宝，然后把里面的珠宝还给楚国商人，只带走了漂亮的匣子。这则寓言意在讽刺那些舍本逐末的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郑国商业的繁荣景象。[/font]
[font=宋体]韩非还写了《守株待兔》、《滥竽充数》、《郑人买履》等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以警诫世人。韩非是战国末年的法家，为了变法图强，曾多次上书韩王，因均未得到韩王的重视，乃发奋著书立说，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其代表作《韩非子》一书，对后世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font]

不好了，发错了，此文应该接着《郑韩故城考古发现纪实》，丢人，按错了:r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