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醒商城----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掘始末

作者： 苏 湲
[align=center][b][font=宋体]惊人的大发现[/font][/b][/align][font=宋体]１９５０年秋天，刚刚从连年的炮火和硝烟中解放出来的郑州人民，在祖国的召唤下，重整旗鼓，开始在残破的废墟之上建设自己的家园。新建中的郑州市到处是建筑工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爱古迹，就经常到郑州城外施工现场去搞调查，他沿着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建筑工地边缘，边走边不停地弯腰捡起一些从地下挖出的破碎物品认真地研究着，他期望着能有一次意外的发现，找到一些地下出土的古物。也正是由于他的那种痴心梦想，为以后郑州商城的发现提供了契机。[/font]
[font=宋体]一个周日的上午，韩维周再次来到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察看，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趟来了。而这一次他果然有了意外的发现，并且是一次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这个结局是他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那天他在公路旁转悠的时候，忽然发现正在修路的民工不断地挖出一些破碎的陶片，抛掷在路基下。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他的注意，而恰巧这时，有一片绳纹陶片滚落在他的脚下，他捡起这残破的陶片仔细揣摩，心中渐渐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兴奋。他随手又捡起一些陶片，翻来覆去地对比着，越看越觉着这些陶片非同小可，似乎隐藏着不可外泄的机密，向他传递出耐人寻味的信息。这些普普通通的破陶片，在阳光下跳跃着斑驳的光影，散发着远古的诱惑，向他证明着自己古老的身世。他急忙俯身将这些在他看来无比宝贵的陶片一一捡起……[/font]
[font=宋体]韩维周（１９０８—１９６１年），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韩维周就读于开封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他以其扎实的国语基础，被河南古迹研究会录用，从事考古工作。河南古迹研究会于１９３２年２月成立，机构设在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这是一个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地方有关单位共同组建的文物部门，主要负责河南地区的考古工作。[/font]


[font=宋体]古迹研究会委员长由河南省通志馆馆长张嘉谋担任，李济为工作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郭宝钧。主要成员有董作宾、关百益、刘耀、石璋如、赵青芳等人，这些都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的考古学家。韩维周在古迹研究会工作期间，曾多次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另外他还参加过豫北浚县大赉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韩维周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进入科学考古工作的伊始阶段，他酷爱文物事业，并且经常和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一起工作，实际上他是我国考古先驱中的一员宿将。１９３８年，日本军队攻陷开封，古迹研究会自动解散，韩维周回到巩县老家任乡村小学教员，以后在巩县教育局供职。[/font]
[font=宋体]新中国建立初期，韩维周来到郑州，在南学街小学任语文教师。初到郑州，他便敏感地察觉到周围处处散发着的原始气息，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因而使他终日魂不守舍。意外地获得这些陶片，真是让他喜出望外，越发来了精神。这时天已近傍晚，修路的工人陆陆续续收工回家，但是韩维周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他走火入魔似的沿着路基边捡边看，把一些不同纹饰的陶片，拿在手中反复对比着，检视着……过往行人用猜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还以为他脑子有问题。一直到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韩维周这才带着那些捡来的宝贝回到家中。晚饭后，他把陶片堆放在桌子上，翻出可供参照的书籍，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研究，时间一点点过去，他全然不知，已经达到忘我的境界。最后他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和书籍中的描述，初步认定这些陶片是商代遗物。[/font]
[font=宋体]第二天，他专程来到二里岗一带进行考察，这是一处南北约有０．５公里，东西约有１．５公里的土岗，中间高，南北两侧逐渐缓低的丘陵地，由于二里岗和南关外的丘陵之间有一条河沟相隔，故而习惯上人们将河沟以东称为二里岗，河沟以西称南关外。土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起伏却相当显著，陇海铁路由中央东西穿行而过，来往火车的轰鸣声打破了郊外的沉寂。熊耳河缓缓流经这里，沿郑州旧城的南侧由西向东奔腾而去。平时这里荒无人烟，一派苍凉，很少有人光顾。韩维周手拿着小铲，边走边挖，不停地刮刮铲铲，在断崖沟坎处认真地察看着，他发现残留在土层中破碎的、像拇指大小的陶片比比皆是。这究竟是什么时代的遗物？难道都是商代的吗？他感到极为困惑，因此也迫切希望解开其中的秘密。[/font]
[font=宋体]这时天下起了小雨，秋风瑟瑟，夹杂着霏霏的细雨，使他感到阵阵寒冷。他来到岗地一处低洼地，躲避风雨。而连绵不断的秋雨却越下越大，没有一丝要停的迹象。他已被淋得浑身湿透，发际间的雨水顺着他的额头向下流，模糊了他的视线。正当他焦急无奈，准备回家的时候，却发现被雨水冲刷后，在他周围的土地上，到处都闪动着色彩斑斓的陶片，有红、黑、灰、白各种颜色。他立刻兴奋起来，忘记了眼前的困境，蹲下身去细心地查看。他一边擦拭着脸上的雨水，一边把不同色彩的陶片从土层中剥离出来，用雨水洗净后，仔细地比较着它们之间的纹饰和质地。这时不远的地方，在雨水的冲刷下，渐渐露出一片闪光的亮点，他用手铲轻轻剥去周围的泥土，原来是一件磨制精美的石铲。[/font]
[font=宋体]这以后，韩维周经常到二里岗和南关外进行调查，并且收集到丰富的陶片和磨光的石器、骨器及卜骨等。他把这些没人要的“垃圾”拿回家中摆放在桌子上、柜子里和床底下，时不时还要拿出来把玩和欣赏，而且还时常自言自语地说：“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殷墟呢。”他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的用心，时常用怀疑和漠视的目光看他，以为他患了精神病。[/font]

神话的背后

[font=宋体]商朝是继夏朝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君权制的王朝，距今已有３６００年的历史。有关商的起源，《史记·殷本纪》开篇就讲述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娀族的女儿，为商族首领帝喾的次妃。一天她和两个女子正在易水河中沐浴，忽然看见一只玄鸟在她头上盘旋，然后落在岸边的垂柳下，生下一只蛋。简狄吞食了玄鸟蛋，因此怀孕生下契。契长大后无比强壮英俊，而且智慧过人。帝喾死后，他继位部族首领，并且威望日高，深受拥戴。[/font]
[font=宋体]契就是商的始祖，《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些传说故事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其实它们就是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些传说还原为历史，并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的话，我们便可以重新踏入那个鲜为人知的蛮荒时代，去解析那个懵懂不开的世界，去窥探那里的秘密。[/font]
[font=宋体]商族与夏族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契和禹是同时代的人，但是当夏族建立起第一个君权制国家时，商族还处于氏族公社阶段，只是夏王朝的一个附庸。契生活的社会正处于原始状态，人们的生存受到洪水和野兽的严重威胁，帝舜就派契帮助大禹治水，来维持人类的生存。后来契在治洪中立下功勋，帝舜就把今山东滕县一带赏给他作封地，赐姓子氏。[/font]
[font=宋体]这是一个非常美好而感人的故事，但是商的成长经历，却是充满着血雨腥风和艰难险恶的历程，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地强壮和丰满，最终走上了与夏王朝分庭抗礼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从契到商汤灭夏，商朝建立之前共经历十四代，十四位王，政治活动中心先后迁徙过八次。当时司马迁排列商王世系究竟依据什么，目前尚为谜团，但是后来十四位王的名字在殷墟甲骨文中都得到了印证。[/font]
[font=宋体]颠沛流离的商族，最初的领土只有方圆３５公里，但是商汤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从征服临国葛开始，《孟子·滕文公》说：“（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因此商的版图迅速扩展，商汤最后把胜利的宝剑挥向夏桀。商汤伐夏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得到四方诸侯和人民的拥护，而在夏桀残暴统治下的人民，盼望商汤的军队，有如“大旱之望云雨”。因此商汤的军队所向披靡，在鸣条一举击败夏王朝。商汤的军队大获全胜，回师亳邑，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商王朝。商汤建国后，把夏朝传国的九鼎迁运到亳都，这象征着政权由夏转移到商。[/font]
[font=宋体]对于商汤的一统天下，史书一向把胜利归功于他的仁慈宽大和贤能。传说有一次天下遭受大旱，整整七年滴雨未见，河水枯竭，草木焦死，庄稼连年不获。绝望的人民使用各种办法进行祈祷，但是仍然不见滴雨。在万般无奈之中，商汤亲自跑到城外干枯的桑林之中，献上自己为祭品，向上天祈求降雨。他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鬼神伤民之命。”就在祈雨的祭火点燃之时，汤的宽厚和真诚终于感动天地。只见乌云密布，雷声轰鸣，顷刻之间大雨滂沱。雨水滚滚而下，扑灭了祭祀点燃的火焰，汤才得以生还。在雨雾浩渺中，干裂的土地瞬间绿草如茵，禾苗破土而出，百鸟在林间欢唱，河水涨满堤岸。兴奋的人们仰天长啸，载歌载舞，为他们的英明君主歌功颂德。这个故事见于《吕氏春秋·顺民》，另外《尚书大传》、《淮南子》中也有记载，虽然记载比较晚，但毫无疑问，它必定来自遥远的殷商时代。[/font]
[font=宋体]商朝自商汤灭夏到帝辛（纣王）亡国，延存６００年左右，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共经历了十七世三十一王。这些王的名字在《史记·殷本纪》中均有记载，而且大部分也在甲骨文中得到印证。商朝的历史可以以盘庚迁殷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商朝前期，从商汤建国到盘庚迁殷共历九世十九王。这一时期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font]
[font=宋体]第一阶段：从商汤至太戊，五世十王，这是商王朝建立并逐步巩固的阶段，中间虽然也有过波动，但总体上，政局是稳固的，是其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这一时期，商都一直定都于亳，历时１００多年。[/font]
[font=宋体]第二阶段：从仲丁到盘庚，经历五世九王。这一时期商王朝处于中衰阶段。出现了“比九世乱”，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长期的王位纷争，诸弟子争相代立，使商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这种连绵不断的政治动乱，迅速削弱了商朝的统治，因而“诸侯莫朝”，商王朝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以至于酿成“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不安定局面。这一时期，仲丁至盘庚五代之中，都城迁徙了五次。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所谓“前八”是指商汤建国以前商族的八次迁徙，“后五”是指商汤建立商朝以后的五次迁都。[/font]

[font=宋体]商建国以前的八次迁徙，是属于氏族部落的游动迁徙，与商王朝建国后的五次迁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仲丁是太戊的儿子，他登基的时候，商王朝内部正酝酿着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仲丁为了避免王室贵族的阴谋篡权，把王都由亳迁往隞（嚣）。[/font]

发掘伊始

[font=宋体]安金槐三人带着在郑州获得的各种陶、石器回到开封，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将调查结果分别上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并要求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１９５１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团，来到郑州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根据他们采集到的标本，进一步推断，这是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一片哗然。[/font][font=宋体]不久，为了配合郑州市区３６３电厂的兴建工程，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安金槐到电厂工地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郑州地下到处都埋藏着丰富的文物，包括各个不同的时代。鉴于此种情况，为了配合郑州市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同年５月，河南省成立了郑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区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以此为契机，韩维周再次步入考古界，因为当时懂得文物的人实在有限，而他又有着丰富的田野考古发掘经验。[/font]
[font=宋体]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考古机构，北京大学也还没有开设考古课。随着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留在大陆的专业考古人员总共不超过１０人。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突飞猛进地搞建设，因此考古工作迫在眉睫。为此，１９５２年夏天，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训练班设在北京沙滩红楼。接到通知，全国各地纷纷争相送人到北京培训。河南参加这次培训的有安金槐、裴明相和蒋若是。这期训练班被新中国考古界戏称为“黄埔一期”。[/font]

[font=宋体]经过３个多月的考古知识培训后，全体师生于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５日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实习队由考古学家郭宝钧亲自领导，他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多次领导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郑州实习分队，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发掘辅导工作由安志敏、白万玉、钟少林、王仲殊、陈公柔等人担任，北京大学宿白任教务，他们都是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有过不同凡响的经历。这次先后在二里岗参加实习的学员有六十多人，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干部。[/font]
[font=宋体]１９５２年春季，郑州市为了扩展市区，在东关外修筑了一条南北公路，穿越陇海铁路，然后又在偏南的地方向东修筑了一条公路，通往二里岗车站。这两条公路都穿越二里岗遗址，因此在修路的时候，挖出了大量的遗物，而且在路沟的两侧，暴露出明显的灰土层。这些正是考古工作者寻找的目标，因此他们在两条公路会合处，选择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地点，开挖了４条探沟，从而得知这个地点是郑州商代遗址的东南边缘，再向东南，遗址的分布就逐渐稀少了。[/font]
[font=宋体]通过发掘，他们发现这里的地层包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即商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叠层，同时在各个探沟中布满后期扰乱坑，而且密集的田鼠洞把地层搅得乱糟糟的，令人眼花缭乱。这次因为实习时间有限，没有作更深入的发掘，但是对地下文化层的堆积情况却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这次共获得遗物４５箱，大多是残破的陶片，磨光的石器、骨器等。但是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而且至今仍在大规模地进行着。[/font]
[font=宋体]１９５３年春，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郑州市文物工作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郑州市城市基本建设，做好考古发掘工作。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由安金槐任组长，成员有王润杰、赵鞠卿、盘庆山和王怀堂等人。安金槐是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的学员，参加过郑州二里岗遗址的首次发掘工作，对遗址的文化内涵已有了初步的了解。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积极配合下，曾在郑州二里岗一带开始了系统的、较大规模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和铜器等遗物。单从陶器看，郑州二里岗商代陶器要稍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陶器。为了便于和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有所区分，考古工作人员当时便将郑州商代遗址命名为“郑州商代二里岗期”，并依据上下地层叠压关系和上下层内包含的主要陶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时代上将其划分为上下两大层，“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和“商代二里岗期上层”两期，从而使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成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标尺，并为全国商代考古所应用。[/font]

亲历湮没之城

[font=宋体]郑州市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原是郑县旧城所在地，城市规模很小。１９５１年，随着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加之京广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这里交会，郑州市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日益扩大，郑州地下文物也源源不断地暴露出来，因此考古调查与发掘任务也日见繁忙，成为城建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头等大事。１９５３年秋，郑州市文管会为配合郑州二里岗的兴建工程，发掘出一部分商代遗址，钻探出古代墓葬４４５座，后经发掘得知其中绝大部分为战国墓，其余为汉、唐、宋历代墓葬。此后安金槐将这批遗址和战国墓葬进行了整理，并编写出《郑州二里岗》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font]
[font=宋体]安金槐（１９２１．９—２００１．７），河南登封人。１９４８年，安金槐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学任教。１９５０年２月，他参加河南大学师资训练班学习，同年９月结业后，调至河南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文物考古工作。[/font]
[font=宋体]１９５４年春，随着郑州市基本建设工程的全面开展，不断有更多新的古文化遗址与墓葬暴露出来，据初步统计，郑州市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与墓葬群就有２０余处，其中绝大多数都需要及时进行发掘。３月，安金槐带领郑州市文管会的成员在二里岗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钻探他们发现地下存在着密集的商代墓葬群和大量的灰坑，这些显然是人类居住后遗留下来的痕迹，于是安金槐把考古队一分为二，一部分负责清理墓葬，一部分负责清理灰坑，以便弄清它们的性质和地层关系。[/font]
[font=宋体]他们这次一共清理出上百座商代墓，但绝大多数是小型土坑墓，极个别为中型墓。在一些较大的墓内随葬器物较多，有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石器和象牙器等。他们还发现一座窖穴中埋有３个人，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一起，而且肢体残缺不全。另外，还发现一些无首人骨架和猪骨架或者狗骨架掷埋在一起，这种情况说明那些人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有可能是被活埋，也有可能与祭祀有关。[/font]
[font=宋体]这一带发现的灰坑都是又大又深，而且分布十分稠密，约在６００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１０多个，想必当初一定有特殊的用途。但是，春季地下水位特别高，从地面向下挖不到２米就开始出水，给发掘带来极大的困难。再加上春雨霏霏，连绵不断，使人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潮湿和泥泞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把工作进行到底，考古工作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和冒险性，而且困难面前是容不得犹豫和退缩的。[/font]
[font=宋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墓葬和灰坑清理出来。”安金槐告诉大家说。然后他找到城建部门，借来两台老式的手摇式抽水机，架在灰坑边沿昼夜往外排水。抽水机是人工的，需要两个人不停地摇动手柄向外抽水，稍微一停水位就迅速上升，地下就像有泉眼似的，有的是抽不完的水。不得已他们只好放弃一部分，挑选其中几个比较特殊的灰坑继续向下挖。[/font]
[font=宋体]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些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填埋的人骨，成堆的尸体当中，掺杂着儿童的骨架，它们重叠纵横抛掷在一起，有的没有人头，有的肢体残缺不全。他们有的脸朝下，也有的用手遮盖着脸，呈现出惊恐和绝望的样子，也有人骨和猪骨架分层叠埋在窖穴中的情况。这些可能是在窖穴和水井被废弃后，人们随便填入的，也可能是有意而为的，现在已经很难再解释清楚了。但是这些人们的死因一时成了谜，究竟是屠杀，是自杀，还是瘟疫？在那个蒙昧恐怖的时代，种种推测都是能够成立的。他们死后被当成垃圾与兽骨混埋在一起，可见他们当时的地位之低，生命之贱和猪狗并无二样。[/font]

推启郑州商城的大门

[font=宋体]尽管这一时期，郑州商代遗址发现了密集的文化层，但是谁也未曾想到这里竟然是商朝的一代都城遗址。当然，人们对于它的认识是曲折和复杂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font]
[font=宋体]１９５５年秋，郑州市城建部门在城市建设施工中，要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的白家庄西地的较高地带挖掘一条东西向的壕沟，铺设地下污水管道。在施工过程中，需要通过一道略呈东南至西北向的土岗，并且已经用推土机推去土岗的岗脊。正在施工的过程中，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闻讯赶来，经过与城建部门交涉，决定暂时停工，等待考古部门钻探后再行施工。因为在此以前，群众在该土岗周围挖沙和挖煤土时，曾暴露过一些商代的墓葬，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清理，其中有３座墓葬中都随葬有青铜器和玉器。据考古队推测，该土岗上及其附近很可能还会有商代二里岗期的墓葬。[/font]
[font=宋体]安金槐率领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考古发掘，考古队的成员有韩维周、王润杰、张建中、刘东亚、东红等人。他们首先在土岗的南部开挖了两个探沟和一个探方。令考古队感到振奋的是，在所有的探沟和探方中都发现有商代二里岗期文化遗迹。他们一共发现了５座残房基、８个殉物坑和７座墓葬，在殉物坑中还发现了两具殉葬的奴隶骨架。[/font]
[font=宋体]一天，安金槐蹲在一座商代墓中小心翼翼地刮探着，他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隐隐感觉到这墓有些异常，不同于以往他所发掘的那些商代墓葬。遗物逐渐出露，不过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器物都是些商代二里岗期墓中常见的铜器、玉器、陶器等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他清理完墓底，也没见到生土层，这一现象立刻又引起他的警觉。这时天已近黄昏，朦胧的光线，模糊着人们的视野，远处低矮的树丛已经融合在暮色之中。然而安金槐还蹲在墓下坚持工作着，他已经在墓下持续工作了５个多小时，他非要弄明白，否则回到家中心也不安。他拿起铁锹向下试探，但是土质很硬，像是经过夯打一样。他用力挖出一块，果然结构和一般的土层不一样，他便拾起一团借着模糊的光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仔细观察，还不断地用双手使劲挤压，用心地去感受。那土块像石头一样坚硬，几乎没有泥土的质感，顶得他手心疼。[/font]
[font=宋体]“这是夯土！”安金槐目光炯炯，兴奋地告诉身边的人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这里一定还有其他的埋藏。[/font]
[font=宋体]“不，应该是垫土！”有人提出同样肯定的反驳。于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但是争执的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只有等待进一步发掘才能证实各自的判断是否正确。这天夜里，安金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如果是夯土的话，会是什么用途呢？这一夜他久久思考着这一问题。[/font]
[font=宋体]在人类还没有发明烧制砖瓦之前，中国的建筑方式多采用夯筑，亦称“版筑”，如城墙、房屋、墓葬等大规模的建筑都离不开夯筑，所以当考古工作者见到夯土层的时候，马上就会意识到将要出现的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font]
[font=宋体]第二天，安金槐一早来到发掘工地，挥动着小铲用力刮探，很快他就发现了夯窝，而且夯筑的痕迹非常清晰。“是夯土！”当自己的判断得到证实时，他更加兴奋了。这下面一定有东西，他跳出墓穴，挨个检查了其他的几座墓葬和殉物坑，它们同样叠压在夯土层上，并有明显的打破关系。为了进一步弄清夯土层的性质，安金槐对夯土进行了解剖性的开沟发掘，试图探明夯土的布局。[/font]

[font=宋体]夯土层的土质多用红褐色土和夹杂有少量碎陶片的灰花土夯筑而成，每层夯土面上都清晰地分布有密集的夯窝，而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挖到夯土的边缘。为了探明情况，安金槐又在东、西、南、北四面开出了探沟，并在南、北探沟中找到了夯土层的尽头，宽２０多米，但东、西两面的夯土仍然不见边缘。这时，他们却在夯土层上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小墓，墓中出土了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物。由此可知，夯土的时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另从夯土层内夹杂的少量灰陶片和夯土层内的包含物看，夯土层的时代应当是商代二里岗期。[/font]
[font=宋体]那么夯土层究竟有什么用途呢？这一奇怪的现象引起安金槐及发掘者们的高度重视。大家在一起反复推论和探讨，最后认定夯土层可能是商代二里岗期一座大墓中的填土。理由有以下几点：[/font]
[font=宋体]第一，这片夯土层分布的范围较大，已探知其长度约为２０米，就夯土层的南北长度看，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大墓的长度相似。[/font]
[font=宋体]第二，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大墓的埋葬地点，多是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岗地上，而白家庄西发现的这片商代夯土层，也是在一道土岗上。[/font]
[font=宋体]第三，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大墓内的填土多是经过分层夯打，而新发现的这片夯土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font]
[font=宋体]第四，土岗南侧已发现叠压在夯土层上面的墓葬和殉狗坑的时代和夯土层的时代相同，二者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墓葬和殉葬坑可能就是“商代二里岗期大墓”的陪葬墓或殉葬坑。[/font]
[font=宋体]有了这样的推断，就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大墓的轮廓。从目前已掌握的情况看，这座大墓的形制至少和殷墟武官村大墓不差上下。武官村大墓是１９５０年，中科院考古所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座王陵大墓，墓室与墓道总面积约３４０平方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工作者首次进行科学发掘的一座王陵大墓。[/font]

[font=宋体]安金槐带领考古队昼夜兼程，在夯土层上进行了深入的钻探，然而他们惊奇地发现，夯土层继续向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不断地延伸，一直挖了五六十米，虽然已经远远超过武官村大墓的长度，但是还没有探到它的边沿。安金槐开始感到纳闷，心中像生了一团乱麻，解也解不开，理也理不出头绪。他不断地询问自己这究竟是什么，一连串的疑问占据了他的脑海。他很想有一个答案，但是隐藏地下的这条夯土墙，只是无声无息地向着无尽的远方延伸，什么也不告诉他。他们钻探的长度超过８０米，尔后又达到１００米，但是还没有到头……依此看，他们当初把夯土层推断为商代大墓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font]
[font=宋体]如果不是大墓，那么夯土层究竟有什么用途呢？考古队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继续钻探，别无选择。此时已经是秋天，阳光仍然灼热，考古队顶着强烈的太阳光，继续他们的钻探。大家一铲一铲地钻探，而每一个探孔带上来的都是夯土。事实证明夯土层的长度已经超过２００米、３００米，但是它还在神秘地向前无限延伸。当初抱着巨大的信心，希望找到商代大墓的安金槐，不禁感到有些失望。[/font]
[font=宋体]一定要揭开这一谜底，安金槐带着满腹的疑问，找来大量的参考资料和书籍进行对照研究。他的整个脑海中都是挥之不去的夯土层，他白天在工地指挥钻探，回到家中便埋头浩瀚的书堆中，每天都到夜深人静时才入睡。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推断，安金槐得出一个新的结论：这段夯土墙可能是商代二里岗时期，为防洪水而修筑的夯土坝。理由是：[/font]
[font=宋体]一、这道夯土墙略呈西北至东南方向，就土岗周围的地势看，西南面的地势较高，东北面的地势则较低洼，而且一路向北延伸２０余公里，直到黄河南岸，并且这道筑有夯土层的土岗，正是位于高地与低洼地相衔接的高地边沿，所以有夯土层的土岗应与防水的土坝有关。[/font]
[font=宋体]二、根据有关古代文献记载与当地群众的传说，郑县旧城之东为古代的所谓“蒲田”沼泽地区，土岗北面的黄河与金水河，泛滥时曾经淹没过郑县旧城的东城区。据此安金槐和他的考古队初步断定这道筑有夯土层的高土岗可能与防备东北部的洪水有关。[/font]
[font=宋体]为了证实他们的推测，考古队在这道夯土坝上一字排开，继续探寻它的走向。而事实证明这种推断仍然是错误的。考古队在继续钻探时，发现这道夯土层的东西两端，仍在地下向着未知的远方延伸，而更使他们吃惊的是当东端的夯土层延伸到白家庄村边时又突然折向南拐，并且还不断地向前延伸，直到和郑县旧城的东城墙下面的商代夯土相接。当夯土层延伸到郑县旧城东南角时，则又向西拐和郑县旧城南墙下面的商代夯土相重叠。这显然不是防范洪水的夯土坝，因为在文献记载中，没有发现黄河曾经改道靠近郑州，在几十里之外的黄河应该对这里构不成威胁，因此，规模巨大的夯土层，定会有更为重要的用途。[/font]
[font=宋体]为了进一步弄清它的真面目，１９５６年年初，安金槐组织发掘力量，以白家庄附近的商代夯土为起点，沿着夯土层的走向继续展开大规模的考古钻探。他们在夯土墙上选出重点，然后横断夯土墙开挖探沟，采取由上到下逐层揭露的方法，以了解夯土墙的建筑结构和地层叠压关系。南夯土墙东段是整座城墙保存最完好的地方，高出地面约９米。考古队选在夯土墙的制高点布下探沟，探沟宽约３米。挖开城墙最上面的扰土层，下面是宋代的文化堆积层，有活动痕迹，其中包含大量的唐代和宋代的瓷片、砖、瓦件等遗物。再下面是战国夯土层，它直接叠压在商代夯土层上面，包括有战国时期的板瓦、筒瓦片和一些陶片。[/font]
[font=宋体]商代城墙保存最好的地段，顶部宽１２米，底宽近２０米，高约９米。四周的城墙因为被历代城墙所沿用，所以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部分保存仍比较完好。发掘表明城墙分为“主城墙”和“护城坡”两部分。“主城墙”为城墙的中坚部分，是用版筑法分段分层夯筑而成。“护城坡”则是梯形的两腰，是向两侧倾斜夯筑成的。城内侧的坡度较缓，而城外侧较陡峭，主要起到加固城墙的作用。[/font]
[font=宋体]经过半个多月的发掘，探沟已经接近底部，深约９米多。这时已经进入冬季，北风呼啸，黄沙漫天，细细的沙砾打在脸上阵阵疼痛，使人不断地流泪。尽管条件恶劣，考古队都始终坚守在工地上。一天早晨，大雪覆盖了整个世界，地面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发掘工作被迫停止。[/font]
[font=宋体]天晴以后，考古队再度来到发掘工地，这时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探沟中积满了冰水和残雪。韩维周和王润杰、王明睿等人一起清理完积雪，便开始继续向下发掘。这时他们在夯土墙底部发掘出了夯土墙基槽和夯土墙外壁使用版筑以及斜夯的明显迹象。韩维周默默地坚守在探方底部，他发现夯土墙基下面叠压着一条小灰土沟。灰沟呈南北向，与夯土墙走向平行，宽１米左右，深约０．８米，沟内填满红褐色土和淤土。这一现象引起他的注意，他便顺着这条灰沟向下清理。很快他发现灰沟西侧堆积有浅灰土，包含二里岗期下层陶片，中间的沟内堆积着较硬的深灰土，其中包含有洛达庙类型的盆、罐、大口尊等陶片，以及螺壳、木炭、草拌泥等。[/font]

[font=宋体]洛达庙遗址，是河南省中西部地区上承龙山文化晚期，下接商代二里岗文化下层的遗址。洛达庙遗址是１９５４年秋，郑州市文物普查时，在市区内的洛达庙村附近发现的。经过发掘而知，遗址面积约３万平方米，叠压在商代文化层的下面，时代比商代夯土墙早。[/font]
[font=宋体]那时韩维周已经是近５０岁的人了，长时间蹲在探沟中工作，使他深深地感到体力不支，而每当他想站起来变换一下姿势的时候，就会眼冒金星，前仰后栽地站不稳。大家都劝他休息一会，他却摆摆手，仍然埋头于工作中，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清理完洛达庙时期的灰沟，已经到了中午，这时他发现灰沟的底部仍没见到生土层，这说明下面还叠压着更早时期的文化层。这一发现实在太重要了，这种复杂的地层关系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他不顾疲劳继续向下挖，不久他发现洛达庙时期的灰沟叠压着龙山文化层，并且有打破关系。[/font]
[font=宋体]这时王润杰在夯土墙内侧的探沟中，发现一座祭祀坑，里面堆满狗骨。这显然是一座以狗为牺牲的祭祀坑。王润杰用手铲轻轻地向下清理着，随着手铲轻微的碰撞，他听到一声细微的声响。富有经验的他，准确地捕捉到这稍纵即逝的讯息，连忙放下手铲，用冻僵的双手在周围的泥土中翻刨，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新发现更为重要和激动人心的了。他终于找到了一团发光的金子，这时安金槐恰好来巡视，王润杰就招呼他过来看。安金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他仔细地看了又看，发现原来是揉作一团的极薄的金箔片，他慢慢将其展开，渐渐地一件夔龙纹金叶闪动着流火似的光芒，出现在他们眼前。经过鉴定，这是一件镶嵌在漆器上的装饰品。这件纯金饰物，做工精制，造型奇特，说明商代的工匠不但熟练掌握了高超的铸铜技术，而且还掌握了黄金冶炼技术，并且已经能够制作精美的艺术品。[/font]

启封中原文明

[font=宋体]探沟塌方以后，商代夯土墙的发掘工作暂停了一段时间，为了进一步证明郑州商代夯土墙的地层叠压关系，１９５６年秋天，安金槐重新组织力量，继续进行钻探。他们在商代夯土墙西端的钻探中，发现商代夯土墙的西端穿过金水河继续向西延伸，然后穿越紫荆山一直向西，沿金水大道南侧折向正西方向，直到河南省军区南院。尔后继续向西延伸到杜岭街后又折向南拐，越过金水河与郑州老城的西北城角相接，并叠压在郑州老城的西城墙下，继续向南延伸。这些复杂的现象使安金槐困惑不解，于是更加艰苦的钻探开始了。在钻探工程紧张时期，安金槐每天一早揣上两个馒头就来到工地，一直到天擦黑才回到简陋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工程平面示意图，他每天都要把工作进展情况详细地标明在图上。[/font]
[font=宋体]经过突击性的钻探，果然发现郑州老城东城墙下，还叠压有残存高度与宽度不等的商代夯土墙。特别是商代夯土墙沿着郑州老城东城墙下延伸到老城东南角时又折向西，并沿着郑州老城的南城墙继续向西发展。这会不会是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夯土城墙？这种念头在安金槐的脑海中闪过，在此以前他们没有敢这么想，因为比商代二里岗期更晚的安阳殷墟始终都没有发现城墙遗迹，这一时期，考古学界一般都认为商代没有城墙，商都邑的保护是靠周边的诸侯国来拱卫的，就像星星围绕着月亮一样，不需要大加防范。所以比殷墟更早的郑州商代遗址怎么会有城墙呢？[/font]
[font=宋体]但是，多日来的连续钻探证明，考古工作者努力追寻的地下商代夯土墙有可能就是商代城墙的残迹，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向着远方不断延伸……这种思想一旦形成，便整天像虫子一样在安金槐的心中啃噬，但是这一时期还没有任何考古发掘能够证明，商代城邑有夯土城墙，那么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发现是正确的呢？怎样才能说服别人呢？他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想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从史书上他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犹如大海捞针一般。他很疲惫，他需要有人指点迷津。他向北京一些著名的专家请教，他们说这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道拦水坝而已，不可能是城墙。反对者的态度很明朗，而且代表着一定的权威性。面对全盘否定，安金槐也犹豫和彷徨了，他陷入迷惑之中。不过来自权威的定论，并不能使他完全信服，现实摆在那里呢。他没有气馁，他要以事实证明自己的想法。他每天带着手铲第一个来到发掘工地，蹲在探方中刮探和研究，常常忘记时间，忘记休息。[/font]
[font=宋体]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南的考古事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还存在很多疑难问题。为了弄明白一些复杂的技术难题，安金槐常把挖出的陶片摆在地上，按时代早晚反复进行排序与试验，就像走火入魔一般。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把解剖过的夯土墙挖一半留一半，并请北京的专家们亲自来挖，他坚信考古一向是以事实来说话的。经过多方面的论证和再发掘，安金槐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他认为他挖的就是一座商代城墙，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商代城垣遗址。他的理由是：[/font]
[font=宋体]一、通过大规模的发掘，初步发现郑州商代遗址断断续续的分布面积约有２０平方公里，它与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安阳殷墟的分布面积差不了多少，因而郑州商代遗址绝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font]
[font=宋体]二、郑州商代遗址是一处比安阳殷墟时代稍早的商代前期的大型遗址。[/font]
[font=宋体]三、在郑州商代夯土层周围，不但发掘出大量的窖穴、灰坑与墓葬，还发现了商代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制陶作坊遗址和制骨遗址等，这些都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所应该拥有的。特别是两处铸铜作坊遗址，必然是商代统治者盘踞的地方才可能会有。[/font]
[font=宋体]四、在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发现有殉人和奴隶主贵族的墓葬群，墓中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另外还发现了一处殉葬百余只狗的祭祀场地。这一切也充分说明这里是统治集团的栖息地。[/font]
[font=宋体]安金槐的上述思想和观点逐渐成熟和完善的阶段，也是他工作强度最大、精神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他每天照例从工地先回到办公室，把自己的工作进展在图纸上标明，现在钻探出的夯土层，已经是三面环绕，东、西、北相连，只差南面了。[/font]
[font=宋体]而更令人振奋的是，当商代夯土层沿着郑州老城向南延伸到西南角时，则又向东拐，并沿着郑州老城南城墙下面向东发展——至此，安金槐多日来心中的悬念才算有了明确的答案，无可争议，这无疑是商代城墙遗址！他高兴极了，毫无疑问，这是夏商周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他在商代夯土层钻探示意图纸上添上最后一面城墙的位置，这时夯土层刚好围成一个纵长方形。东城墙和南城墙各长１７００米左右，西城墙长约１８７０米，北城墙长约１６９０米，总周长约６９６０米，近７公里。四面城墙保存最高者有９米左右，最低者１米至２米。此时，发掘者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已发掘的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和四处墓群等重要遗迹，正是分布在郑州商城外附近一带。[/font]

沉没的宫殿

[font=宋体]１９７２年冬，郑州商城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时，王冶秋到长沙视察后，返回北京途中在郑州下车视察商城城墙的发掘现场，并认真听取了汇报。王冶秋对这次发掘表示十分满意，并提议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到郑州参观发掘现场和论证。１９７３年春，以河南省博物馆的名义在郑州召开了郑州商城论证会。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参观现场时都深感惊奇不已，论证会上大多数人都一改往日的看法，并对郑州商城的确定表示肯定和赞同。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既然确定其为商代都城遗址，那么商城内还一定应该有商王朝统治者们居住的宫殿建筑基址。下一步就应该在城内寻找商代宫殿遗存，这是构成一座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font]
[font=宋体]根据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从１９７３年秋天开始，为了寻找郑州商代宫殿遗迹，安金槐率领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展开了全面的考古钻探与试掘。他们首先在城东部进行了密集钻探，不久他们在城东北部，东西长约１公里，南北宽约０．５公里的范围内，先后发现了埋在地下的许多面积大小不等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有多处规模宏大，不同于一般的建筑房基，因而被确定为宫殿基址所在地。这年的夏季，考古队对这片宫殿基址进行了大面积的揭露。当时正值暑天，太阳火辣辣地，释放着全部的热能，把人们烤灼得难以忍受；间或暴雨雷击，狂风大作，使万物陷入惊恐万状之中。但是考古队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一直坚守在工地上。令人振奋的是，考古工地上不断出现重大考古新发现，使考古界对郑州商城的认识也得以重新确认。[/font]
[font=宋体]在大面积的发掘中，考古队在郑州东里路东段，揭露出一座大型房基建筑，其编号为１０号房基。该房基南北长３４米，东西宽１０米多。房基是用１０多层夯筑过的硬土堆垫起来的，每层８—１２厘米。室内的房基地坪，采用砂礓石粉铺垫而成，厚０．５厘米，质地坚硬，而且防潮。在房基地坪上仍然保留有大小不同、深浅不一的圆形柱础和柱子洞。不久考古队在１０号房基的西侧，相继发现６座商代夯土基址，这些夯土基址和１０号房基构成一组大型宫殿建筑群。虽然这处建筑基址已经被后期文化层破坏，无从考证它们的原有面貌，但是其规模和气派都充分说明它们是商代奴隶主贵族的栖息地。[/font]
[font=宋体]一天，发掘队在宫殿区北部，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之间，发掘出一条宽阔的壕沟，沟底中央另有一条规整的小沟，考古工作者断定这是一处排水设施。然而当他们清理沟内的填土时，却意外地在沟内灰土层中发现了近百个奴隶的头盖骨，而更加令人感到震撼的是，这些奴隶的头盖骨上都带有明显的锯痕，分明是锯开的。在这些头盖骨堆积层上部抛掷有一批牛头骨残块、猪下颌骨残块、羊胫骨等，于是发掘者判定附近应该有制骨作坊，这些被遗弃的骨块可能是制作骨器的废料，因为在商代二里岗期制骨作坊基址内就发现了许多牛、猪、鹿的肢骨或下颌骨骨料，而且这些骨料中杂以一半的人骨。但是经过多方寻找，他们在其周围却没有发现作坊遗址，说明这种推测并不成立。[/font]
[font=宋体]既然不是用于制作骨器，那么这些人头骨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有专家认为，根据这些头盖骨随意丢弃的情况看，可能是被抛弃的废物，人头骨的下部很有可能被奴隶主贵族拿去制作饮酒的器皿。商代用敌人的头骨做饮器，原是一种报复的巫术，也是人头骨崇拜的一种间接反映。这些被杀害的大批奴隶可能是战俘，经专家鉴定，大部分为青壮年。它们以铁的事实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往昔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也为今天的考古学家判断当时的社会性质提供了活生生的实物资料。[/font]
[font=宋体]１９７７年，安金槐到登封主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工作，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由杨育彬主持，并正式成立了郑州商城工作站，工作站的成员有冯天成、孙建国、杨东耀和郭培育等人。[/font]
[font=宋体]杨育彬率领考古队首先在二里岗一带发掘了一批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以及石器等器物。接着他们在郑州市南部发现一处大型夯土台基，面积约２５０平方米，它的用途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它是城南发掘出的惟一一座夯土基址。在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东城墙修筑在较高的沙土岗上，这沙土岗实际上就是今天紫荆山的一部分。沙土岗向北延伸到现在的紫荆山公园一带，与北城墙下的紫荆山相连。也就是说，东城墙和北城墙实际上是借助了紫荆山沙土岗的天然地形而修筑的，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夯筑城墙的劳动量，而且还可以增加城墙的自然威势。[/font]
[font=宋体]１９８０年，杨育彬率领考古队在商城东部的钻探中，发现一处较厚的战国文化层，经过发掘，出土了一批战国陶片，上面有烧制的文字痕迹。后经专家辨认，这些陶文是三种不同形制的“亳”字，因此他们推断这是一处战国“亳社”遗址。亳社是商人用于祭祀天地的场所，为的是祈求除祸免灾，以保证统治政权持久不衰。上古时期这种崇神的观念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彻底弄清它的形成过程，必须深入研究祖先的历法、宗教以及人类形成的过程。[/font]
[font=宋体]１９８５年，郑州商城工作站在郑州东里路西段发掘出一座夯土建筑基址，编号为第１５号房基。房基地坪距今地面约３．７０米深，东西残长约６５米，因为东端叠压在马路下面，所以没有继续钻探。南北宽约１３．５０米。夯土的土质、夯层厚度与夯窝形制，都与郑州商城的夯土城墙相同。部分夯土台面上还残留有坚硬的“白灰面”和细泥面地坪，上面南北排列着两行规整的大型长方形柱础坑，坑与坑之间的距离都为２米。每个柱础坑中间都显示着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圆木立柱腐朽痕迹，并在每根立柱底部都钻探出铺垫的柱础石。柱础石分红色砂岩和青灰色鹅卵石两种，长、宽为０．３米至０．５米。[/font]
[font=宋体]发掘出的３７个柱础槽中，有１５个保存比较完整，仍可以看出最初的原貌。而其中一部分已遭到严重损坏，有的只剩下柱础槽的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的一排柱础槽的外侧，还发现排列有序的木柱痕迹，直径０．１５米至０．２米，其下没有石柱础，应该是擎檐柱的痕迹。这是一座回廊式的建筑，可以复原成“四阿重屋”式的大型宫殿，大概这就是当时盛行的所谓“茅茨土阶”。[/font]
[font=宋体]在１５号房基的东部１０米之外，距地表３米多深处，考古工作者另发现一大片夯土台基，东西长２６米，南北宽１４米。夯土层面上布满密集的夯窝印痕，由于破坏较甚，没有发现柱础槽和柱础石。在１５号房基西部１０米处，也有一大片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约１６米。因为没有发掘，所以详情不明，但可以肯定东、西两处建筑基址与１５号房基应为同一组宫殿建筑群。这片庞大的建筑工程，超出了以往历次所发掘的建筑基址的规模。在岁月的侵蚀下，尽管它们的整体面貌已经模糊，但是通过这些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座，我们仍能看出当时宫殿的雄伟、森严和尊贵。[/font]
[font=宋体]据考证，第１５号房基与《考工记》中所描写的那种“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的豪华建筑形式基本相似。这些建筑物和现代建筑相比，无疑带有原始性，但是它毕竟产生在３６００年前，它记载了以往人类的历史。面对于此，我们仍然会对人类的智慧和奋斗感叹不已。[/font]
[font=宋体]接着商城考古工作站在郑州商城内相继发现宫殿基址２０多处，使宫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约占城内总面积的近半数。目前通过发掘已探明，城址东北部的宫殿区建筑物分布密集，已形成规模宏大，而且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宫殿建筑区内发掘出土的遗物中，有不少制作精美的工艺珍品，如大量的青铜簪与玉簪，以及金银首饰和珠宝饰物等，这些都是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发掘中少见的。因此可以断定郑州商城东北部，就是商代二里岗时期王室贵族的宫殿区。[/font]

永恒的见证

[font=宋体]郑州商城的发掘，是一次宏伟的，旷日持久的考古活动，它的发掘与认识过程很可能比它最初兴建时还要复杂与耗时。郑州商城的探索，曾经历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直到今天，才使这座沉没的巨大城池逐渐现出原形来，但是因为在这座城市中没有发现像殷墟甲骨文一样的文字，也没有发现像殷墟那样的王陵大墓，所以有关它的性质始终是一团难解的迷雾，令考古工作者迷惘。[/font]
[font=宋体]到了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州商城考古与研究工作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年轻考古工作者的肩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宋国定、曾晓敏、袁广阔、贾连敏等人先后在郑州商城工作站负责郑州商城的考古与研究工作。他们在老一代考古工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带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考古新发现。[/font]
[font=宋体]郑州商城外城郭的发现，是一代年轻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贡献，他们把郑州商城考古推向了历史的高峰。郑州商城外城墙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发现，并且在《郑州二里岗》一书中有所反映。只是由于郑州商城的长久论证，加之相继而来的“反右”斗争，以及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的冲击，许多考古工作者才被迫中止了自己的研究与探索。这样一来，郑州商城外城墙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也因此而搁浅。[/font]
[font=宋体]“文革”结束后，部分从冤假错案中解放出来的考古工作者，打破长久以来的精神禁锢，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中。东红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亲自参加过外城墙的发掘，１９５７年因为遭受不公正待遇，而丧失了工作的权利。十多年以后，当他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着手对郑州商代外城墙作进一步勘探和发掘工作。这个渴望已久的愿望已经啃噬他多年，他非要把整个商城的布局弄个水落石出不可。[/font]
[font=宋体]在老一代考古工作者的积极倡导和参与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再次拉开了大规模寻找郑州商城外城墙的序幕。对于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揭开新领域中的奥秘，这也是对心志的一种挑战。宋国定和曾晓敏在他们受命郑州商城考古与发掘以来，便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寻找到商王一级的大墓和外城郭。这些一直是数十年来郑州商城考古史上的空白，为此他们也深感肩头的担子沉甸甸的。[/font]
[font=宋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郑州市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为了配合城市建设，考古钻探工作随之更加繁忙起来，但是密集的建筑物也给考古钻探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１９８６年６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服务部在配合建设振兴商场（银基商贸城）的文物钻探中，在郑州一马路中段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夯土墙。[/font]
[font=宋体]这消息立刻引起郑州商城工作站的重视，站长宋国定随即组织人力对夯土墙进行了解剖性发掘。由于工期紧迫，为了尽快弄清夯土墙的走向，宋国定把考古人员一分为二，他和曾晓敏各领一班，日夜兼程，展开了一场突击会战。这次他们开挖探沟２条，都发现有夯土墙基的痕迹，夯土墙基槽口残存宽度为１２米左右，槽内残存的夯土厚度为０．７５米至２米。夯土多为泛白红褐色花土，土质坚硬，每层都有清晰的夯窝。这些都进一步证明夯土墙就是郑州商城外城西城墙的一段。[/font]
[font=宋体]发掘结束后，宋国定和曾晓敏率领考古队沿着夯土墙的南北两端继续向前钻探和试掘，结果发现夯土墙向北一直延伸到兴隆街和福寿街北端，因为城墙两端被大型建筑物所叠压，无法继续向前钻探，他们只得暂时放弃北城墙的钻探工作，另辟蹊径设法寻找南城墙。经过考古队的一系列努力，他们先后又沿着外城南城墙走向的郑州市木材公司南部，寻找到了外城墙的夯土墙基。其后，他们顺着走向西南所经过的南仓西街，二轻局仓库等地间隔开挖探沟，从而验证了外城墙的存在。[/font]
[font=宋体]既然有外城郭，那么它的平面形状如何，它的西城墙与南城墙的拐角又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它与郑州商城的关系又如何？带着一连串的问题，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对三德里和花园新村两处外城墙通过的地段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三德里的发掘是配合旧城改造工程进行的，位于一马路南段，西三马路西段３００米处，通过发掘，发现了外城西城墙向南转折处的夯土墙基，断断续续长约４３５米。可以看出这段夯土墙的筑法、结构与其他地段基本相同。该夯土墙从西墙向南，继而转向东南，与内城东北部的形制接近。[/font]

诡谲的青铜世界

[font=宋体]郑州商代都城，从考古发掘看，延续使用的时间大概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遗留下丰富的文化遗迹，构筑成泾渭分明的商文化体系，令人叹为观止。几代考古工作者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除了探明了商城城垣遗址、商王朝的政治中心外，还发现了大量神秘狰狞的青铜器。而且每次发现的经过都非常离奇，并且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font]
[font=宋体]“文革”期间，在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精神的方针指引下，在中国大地上，数以千万计的部队和百姓开始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１９７４年９月的一天，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气温骤然下降，而张寨南街挖防空洞的工地上却仍然是热火朝天。那个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却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时代，人们有用不完的劲。挖掘防空洞的速度以往日的两倍前进，因为马上就要到终点了，胜利的喜悦鼓舞着大家。突然在隧道右前方阴暗的洞穴中，一种坚硬的金属器把一位挖掘者的铁锹碰出一道火花。“这里有东西！”那人惊恐地喊了一声，洞中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是炸弹吗？”有人问。“不，不是。”正说着围过来一群人，他们用铁锹挖去了周围的泥土，很快露出一件大铜方鼎，该方鼎足有１米高，到人的腰部。虽然大鼎通身有一层绿锈，但是遍布鼎身狰狞恐怖的饕餮纹，却格外醒目，正借着地洞中昏暗的光线散发出迷惑人心的光彩。在这件大鼎上面还摞着一件铜鬲，和它们并排隐隐约约露出另一件鼎身的边沿。有人感到奇怪，怕触犯神灵而惶惶不安，有人则大着胆子继续挖，不多时，另一件并列摆放的大鼎也现出原形来。[/font]
[font=宋体]挖出宝物的消息一经传出，周围的群众不顾道路的泥泞，冒雨蜂拥而至，把防空洞口围得水泄不通。消息越传越远，越传越神，很多人都乘机进入地道中，想作一番身临其境的体会。“里面是座古墓……”“里面还有一具白骨……”进入地道中的人们，带着恐慌和各种猜测纷纷向外撤离，而外面的人们却更加好奇，怀着新奇和疑惑，“呼呼隆隆”地向里拥，一时间隧道中人满为患，进退两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人们对文物的认识还较模糊，但是，越是封闭和禁锢，人们的好奇心就越重，就越需要新鲜事物的刺激。这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几件铜方鼎，足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了。[/font]
[font=宋体]这天下午，有人到河南省博物馆报告了实情，来人说自己亲眼看到了那几件青铜大鼎，并且绘声绘色地作了描述。闻讯后，杨育彬立即带人前往调查。杨育彬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参加工作后，一直协助安金槐作郑州商城的考古调查。他们一行来到张寨南街，这地方位于商城西城墙外，约３００米的杜岭土岗上，地势高出周围４米左右。借着溟濛的细雨，举目眺望，污水横流的张寨南街处处显得脏乱不堪。他们在来人的指引下，找到施工工地，周围挤满看热闹的人群，阻挡了他们的去路。[/font]
[font=宋体]他们分开人群进入防空洞中，一边借着头顶昏暗的灯光摸索着向前，一边向四周的人群宣传文物政策，让他们赶快离开现场。地洞已经挖了大约３００多米深，在洞的尽头，他们看到了被挖出的几件商代铜器，孤零零地镶嵌在地道的右壁中，接受着人们的检阅。其实想来也很偶然，如果防空洞的方位稍微向左偏十多厘米，也许它们永远也无出头之日了，只有带着无尽的遗憾，默默地等待着下一次机会。[/font]
[font=宋体]杨育彬走在最前边，他看到两件大铜鼎东西并列，端正地摆放在一起，一件较大，一件略小，一件铜鬲放置在那件较大的铜鼎内。放置大鼎的地面经过平整，埋藏者为了把大小不等的两件铜鼎放整齐，那件略大的铜鼎下面的生土被挖低了一些，看来两鼎的放置是有意布置的。两鼎的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均为双耳，斗形方腹，四个圆柱形空足，粗壮有力。器表饰饕餮纹与乳钉纹。这两件铜鼎造型气派，制作精良，足以代表商代早期的工艺水平。从这两件铜方鼎的形制结构和纹饰看，它们还不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可见当时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冶铸水平，在此之前必然还会有一段冶铸青铜器的发展过程。[/font]
[font=宋体]大方鼎内的铜鬲，敛口，卷沿，贯耳，鼓腹，分档，下有三条锥状尖足。通高３５厘米，口径２２厘米，腹底有烟熏的痕迹，说明是实用物。这件铜鬲对于判定铜方鼎的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铜方鼎出土时，在鼎腹内和周围的灰土中，还出土有商代前期的一些陶器碎片、石器、人骨和兽骨等。[/font]
[font=宋体]这是几件不同寻常的宝物，仅它们的气魄，就足以证明它们不是寻常百姓的用品，应该是商王祭祀先王用的礼器。考古工作者见到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简直是喜出望外。他们首先测量、绘图，然后把测量的位置标在图纸上。但是埋藏铜鼎的地方距离地面约６米，上面被深厚的土层相隔，他们根本无法标明铜器在地面上的相应位置。大家经过商量，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按照防空洞的进口来测量，结果费尽周折还是没有找到确切的位置，因为地面上到处都是建筑物，楼房与小院杂陈一处，使人找不到方向感。[/font]
[font=宋体]不得已，杨育彬一行只有采用笨方法，用探铲向上钻，以确定地面的位置。平时钻探都是从地面向下打探，而这一次却一改常规，从地下向上钻，自然是很不方便。大鼎上部的填土显然是经过夯打，十分坚硬。幸好人多，你一下，我一下，探孔也一点一点地向上延伸。钻洞落下的土砾“哗哗啦啦”落了他们一头一身，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但是对于一个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些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科学和准确。最终探铲钻透了地层，结果是在一家住户的大衣柜下面。[/font]
[font=宋体]杨育彬一行绘完方位图，做过详细记录，然后将两件大铜鼎及一件铜鬲起运到河南省博物馆收藏，但是对于它们究竟是墓葬的随葬品还是窖藏坑中的窖藏品，未能进一步确认。这两件铜鼎中大的一件被命名为“杜岭一号”，它通高１００厘米，横长６２．５厘米，重８６．４公斤。小的一件被命名为“杜岭二号”，通高８７厘米，横长６１厘米，重６４．２５公斤。像这么大的铜鼎在郑州还是首次发现，它们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的形体大，但却比“司母戊”大鼎的年代早１００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这几件青铜器的发现，说明郑州的地下到处都是文物，可能就在你的床下、柜子下和桌子下……总之，随处可见。[/font]
[font=宋体]１９９３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郑州“华诚商贸中心”的工程建设，重新对杜岭窖藏坑的上部及其周围相临的地层关系进行了铲探。他们清理了铜方鼎东北侧残留的边缘，发现该坑填土为深灰色杂土，包含物中多为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的陶片，从遗迹的形制、结构分析，这批铜器应该是窖藏青铜器。[/font]
[font=宋体]如果说“杜岭大鼎”的发现纯属偶然的话，那么几年后，郑州向阳食品厂青铜窖藏坑的发现就更为离奇，让人匪夷所思。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１日，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准备扩建厂房，工人在挖地基时，按规定深度挖５米即可。然而奇怪的是，那天负责挖东墙基的一名青年工人在挖到５米后，他不但没有停止向下挖，反而越挖越有劲，就像走火入魔一般。那天，气温特别高，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在太阳下挖地基的工人们，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喉头发紧，恨不得有条地缝就一头钻进去避避暑。这时大多数人都已经完成了任务，找地方凉快去了，只剩下那位青年工人还在挖。实际上他负责的那段地基已经超出了５米深，但是好像他并没有意识到似的。这时有人来告诉他已经可以了，不需要再挖了。也就在这时，那人的话音刚落，青年人的铁锨“吱”的一声碰到了一件硬器上，听声音不像是砖头瓦块，那声音清脆悦耳，听后心里怦怦直跳。[/font]
[font=宋体]“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年轻人抖动一下干裂的喉头，诧异地说。“能有什么好东西，还不赶快上来凉快凉快。”说完那人就走了，他顶不住炎热的太阳。而那年轻人却没有上来，他继续朝着发出声响的地方猛挖了几下，好奇心在驱使着他，他想看个究竟。这时一件平躺着的大铜鼎露出地面，它有两只竖直的鼎耳和四条粗壮的足。“真的有东西！”他朝着那人的背影喊了一声，不知为什么他反而有些恐惧了。那人听到喊声转回身来，他果真在坑底看到一件满身花纹的大铜鼎，大鼎的腹部还装满小件器物。他目瞪口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如梦初醒，大步跑去告诉了厂领导。这时听到动静，在附近乘凉的工人纷纷跑过来观看，在一旁指手画脚、议论纷纷的，有人干脆下到坑底帮助挖掘。[/font]
[font=宋体]发现了青铜器，该厂马上通知了文物部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郑州市博物馆派人火速赶往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向阳回族食品厂基建工地在距商代城址东南角外侧约５４米处，这次出土的铜器形制庞大，花纹精美，已经被围观的工人挖出送回临时驻地。包括饕餮纹大方鼎、饕餮纹大圆鼎、羊首罍、涡纹中柱盂、素面盘和两件牛首尊。其中除了素面盘残破外，其他几件都保存非常完好。据当事人讲，大方鼎在东，大圆鼎在西，两鼎鼎口相对，平倒在坑底，其余几件放在鼎内及两鼎之间。[/font]
[font=宋体]看到丰富的青铜器出土，大家都感到异常激动，是窖藏，还是墓葬，抑或是王陵？总之各种猜测都有。郑州商城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被发现以来，一直没有找到像安阳殷墟那样的王陵大墓，这不能不是一件令发掘者感到遗憾的事情。既然郑州商代遗址被确定为商代都城遗址，那么就一定会有商王的墓，而只有发现了这些墓葬才能最终揭开郑州商城的谜底。抱着种种猜测，考古工作者在青铜器出土地点，开挖了一个９米×９米的探方，目的是为了寻找大墓。[/font]
[font=宋体]７月２１日，当挖至距地表约５米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首次出土青铜器的坑口，在坑口北部继续下挖０．４米时，又发现了一件饕餮纹大方鼎。大鼎横置于坑底，周围还分布着小件器物，这使考古队更加振奋。这件大鼎腹内放有５件铜器，分别是１件提梁卣、２件觚、２件小圆鼎。考古队又经过一番努力，没有获得更多的收获，但是这次出土的１３件青铜器，尤其是饕餮纹大方鼎和饕餮纹大圆鼎的发现，为研究商代中期青铜铸造工艺和装饰艺术，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font]

夏商周断代工程

[font=宋体]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分期，根据史书所载，存在很多不详之处，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些支离破碎、不完整的记忆，从而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确切答案。１９４９年以后，随着地下考古的不断深入，过去史书失载的缺环，不断得到补充，并且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年代也逐渐被梳理清晰。[/font]
[font=宋体]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告诉我们“夏代只是传说时代”，并断言“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这就是说有关夏代的史料记载和传说并不可信，所以会有人提出质疑。如果夏王朝的存在不可信的话，那么商代历史是否完全可信？[/font]
[font=宋体]面对如此不可抗拒的远古文明的诱惑，１９５９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首先开始了对夏文化的探索，他希望能够弄清楚中国文化的源头。徐旭生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在史学界、考古学界影响很大。《左传·襄公四年》所载“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表明夏人的活动区域相当广大，并且夏王朝的统治者将其统治地区划分为九州。据文献记载，河南省西部以嵩山为中心，黄河中游南岸的伊洛流域为“有夏之居”，这里目前仍留有许多夏人活动的足迹和传说。[/font]
[font=宋体]正是由于徐旭生先生具有严谨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他才能提出以田野考古为主探索夏文化的设想和行动，才有了调查“夏墟”的创举。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４日，徐旭生及助手周振华从北京动身，经郑州达登封。洛阳考古工作站委派方酉生、丁振海、郭柳圻、段守义４人从洛阳动身，前往登封和徐、周会合后。徐旭生根据历史记载，带领他的学生来到登封、禹县一带进行夏文化的调查。不久，他们在偃师县西南９公里处二里头村旁的地坎上，发现许多灰坑，尔后他们又在一个养鱼池附近发现堆积着大量碎陶器的残片和其他遗物，他断定这是一处内涵非常丰富的远古时期的文化遗存，并且应该是一个大都会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四周环山，中间为一狭长的盆地。遗址恰好坐落在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上面，这里地势平坦，自然环境十分优越。[/font]
[font=宋体]１９５９年开始调查夏墟时，徐旭生已近７０岁。他外出做调查时，随身带着一小卷铺盖，每到一地都借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的空房作为下榻之所，用他自带的被褥。外出调查回来，经常误了吃饭时间，徐老就到附近小饭铺里买红薯馍充饥。一次在偃师境内调查二里头遗址时，忽然下起大雨来，暴雨如注，道路泥泞，十分难走。大家都劝徐老先到老乡家避雨小歇，而徐老却坚持冒雨做完调查，待他们冒雨，踏着泥泞的土路，跋涉四五公里，回到住所时，已是晚上９点多钟，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他们只得以冷馍充饥。第二天一早，他们又照常外出调查。１９６０年，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前往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面积约４平方公里。[/font]
[font=宋体]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科院考古所委派殷玮璋为领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掘。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有龚琼英、高天麟、吕友全、邓德保、黑冰洋、丁振宇、丁振海、方孝廉等人。殷玮璋率领考古队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一座宫殿基址，总面积在１万平方米以上。他们在基址西北角沿着台基的边沿开了一条探沟，很快，在耕土层下发现了扰动过的夯土块，再向下挖，他们找到了夯土基址和相关的地层。夯土基址上面圆形的小夯窝清晰可辨，从地层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夯土台基的年代比郑州商代城址的年代还要早。[/font]
[font=宋体]发掘二里头遗址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进行的，当时天上断断续续地飘着雪花，而且正值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发掘者们只能靠薯叶和青菜来充饥。发掘队住在二里头村南的四角楼，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是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年代最早的、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他们的收获和他们付出的努力成正比。此后，他们又在殿堂附近和庭院内，发现有一些灰坑中埋有被捆绑的人骨架，这些很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祭祀坑，而这些人骨架就是祭祀时的牺牲品。[/font]
[font=宋体]二里头遗址出土大批青铜器、玉器、漆器及象牙器等物的规格、气势和等级都表现出王都的气派。据碳１４测定，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在公元前１８８０年，其下限要早于公元前１５４０年。鉴于同类文化遗址中，偃师二里头遗址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这类文化遗址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发掘者和研究者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代中晚期都城，而二里头文化的末段，则进入商早期范围。[/font]
[font=宋体]“文革”结束后，安金槐也曾雄心勃勃，希望上溯历史的长河去探索夏文化，找到商文化的源头。而夏人活动的区域究竟在哪里呢？根据文献记载和当地的传说，多认为夏代初期夏禹曾建都今天的登封市告城镇一带。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禹居阳城。”《史记·夏本纪》载：“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认为阳城就是颍川（今登封市东南），《括地志》说：“阳城县在箕山十三里。”这些记载都和登封告成一带的地理环境恰巧相吻合。加之在登封县告城镇周围一带，又相继发现有属于夏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类型。[/font]
[font=宋体]就凭借这些有限的文字记载，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于１９７７年上半年，来到登封告成镇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在发掘之前，安金槐作好了两种思想准备：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附近一带的考古发掘，能够找到一个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夯土城垣遗址。这个城址有可能就是夏代“阳城”遗址。那就可以证明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的夏代阳城地望，与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夏代城址是吻合的。从而也就证明了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可信性。另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附近一带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如果没有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甚至过去在告成镇西面的八方村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不过是属于各时期的一些小型村落遗址。即使如此，也可以证明过去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夏代阳城的地望在登封告成镇附近一带是错误的，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不要再来告城镇一带寻找夏代城址了。[/font]
[font=宋体]然而不久安金槐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属于春秋战国一直沿用到汉唐时期的古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阳城”、“阳城仓器”等陶文戳记。这里南隔颍河与箕山相望，地理位置与《括地志》的记载正相符。这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预感到夏都阳城可能就在附近。[/font]
[font=宋体]起先他们把目标选择在告成附近的八方村，村东地势平坦而开阔。但是经过长时期的钻探却一无所获，不但没有找到夏代的城垣遗址，甚至连相当于夏代的龙山文化遗存也没有发现。后来当地群众知道他们是在寻找夏代阳城遗址后，就告诉他们，应该到八方村北半公里的颍河与五渡河相夹的三角地带，叫“王城岗”的高台地上去找，相传“王城岗”就是夏禹王建都的地方。虽然安金槐对于这种建议将信将疑，但是这个古老的地名对他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他抽调一部分技术工人到那里去进行钻探调查。果然，刚刚钻探就发现了夯土，而且以后的十余个探孔中带上来的都是夯土。[/font]
[font=宋体]闻讯，安金槐率领考古队前往这个叫做“王城岗”的土岗上进行发掘。经过努力，他们终于发掘出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龙山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晚于仰韶文化，早于商文化。这是两座东西相并列的城，其中东城因为靠近五渡河，所以大部分城垣已经被河水冲毁，只剩下城东南角的一部分。而西城则是紧靠东城西面修筑而成的，城内面积约１万多平方米。[/font]
[font=宋体]在城内西部和中部较高的地方，发现有夯土建筑遗存，其下填埋多具人骨，从人骨架扭曲的姿态来看，死者可能是与奠基或祭祀有关。在城内还发现大量青铜器的残片以及刻字的黑陶残片等物。这座古城址经碳１４测年，距今约为４０００年，应在夏初纪年之中。据古文献记载，这里的地望应在“夏都阳城”的范围之内，这对于探索夏王朝的中心区域的文化，是一次大的突破。[/font]
[font=宋体]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武汉召开，安金槐在大会上发言，公布了他的最新发现。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青铜残片虽然不大，但是却轰动了整个学术界，因为可以由此证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它不但关系着中国青铜时代的起源，而且关系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关系着夏文化的探索和研究。[/font]
[font=宋体]为此，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国家文物局在登封主持召开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这是“文革”结束后，文物考古界的一次学术盛会，主要是围绕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探讨夏文化的问题。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安金槐率领考古队从１９７７年下半年起，首先以王城岗上已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基础槽为基础，采用考古钻探和间隔距离开挖深沟相结合的方法，把两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全部清理发掘了出来，并在“西城”内还发掘出来几个龙山文化的窖穴、灰坑和“奠基坑”。同时还对告成镇北地东周阳城内出土有“阳城”与“阳城仓器”陶文戳记的东周战国时期的输水设施中的蓄水池与部分陶水管道等，也进行了清理与发掘。与此同时，考古队特意在告成镇省文物队工作站内，布置了一个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和东周阳城遗址出土文物陈列室，以供与会专家、学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现场参观、研究与指导。[/font]
[font=宋体]这次会议原定参加人员为３０人，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会人员竟多达３２个单位１１０人。其中除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北京及地方文物考古部门的学者外，还有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辽宁大学等历史考古专业的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陈滋德，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陈乔、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北京大学教授邹衡等也都亲临会议指导工作。[/font]
[font=宋体]“二里头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考古工作者提出许多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先商文化，即商王朝建立之前，商族的遗存，是汤都西亳的遗址。而另有人认为它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则是夏桀的都城斟寻。但是即便在认为二里头是夏文化的人中，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的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商文化，而有人则认为二里头的全过程都属于夏文化。在这次盛大的考古学会上，各路专家学者面对如此丰富的考古新发现，兴致勃勃，慷慨陈词，各抒己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学术论争。[/font]
[font=宋体]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二里头文化的末段为商早期，郑州商城为中商文化，安阳殷墟则是晚商文化。这样的排序恰好把夏商周三代梳理清晰，而且天衣无缝，一脉相承，终于把商代６００多年的历史串了起来。当时的与会者都感到特别地兴奋，大家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font]
[font=宋体]然而正当此时，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邹衡却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在以“关于探索夏文化的途径”为题的发言中说：“郑州并非仲丁之所嚣或隞，而是商汤所居之亳，郑州商城就是商汤的亳都。”他事前没有透露出他的观点，突然之间公然举起“亳都说”的大旗，向隞都说发起挑战。他认为，郑州商城规模宏大，分成内外双重城，仅宫殿总面积就有６万平方米，而且遗物之丰富令人惊叹，具有一派巨都风范。而仲丁和外壬二王是一代兄弟，他们在位的时间很短，顶多２５年。而在短短２５年之中怎么可能建起这么大的一座城邑呢？另外从商城遗址地层堆积来看，其年代至少在１００年以上。而只有商汤到仲丁历经六代十一王，历时百年以上，正好填充在这一时期内，因此郑州商城是商汤的亳都更为可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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