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8-6 08:47
三石堂
《春秋繁露》
[font=宋体][size=4][color=#ff00ff]一、内容与书名[/color][/size][/font][font=宋体][size=3] 《春秋繁露》共[/size][/font][size=3]17[/size][font=宋体][size=3]卷，为归在汉景帝（公元前[/size][/font][size=3]157[/size][font=宋体][size=3]—141[font=宋体][size=3]年在位）及汉武帝（公元前[/size][/font][size=3]141[/size]—87[font=宋体][size=3][font=宋体][size=3]年在位）时博士董仲舒（约公元前[/size][/font][size=3]179[/size][/size][/font]—104）名下的一部哲学著作。这部书以《公羊传》的阐释为中介，按今文经学来描述《春秋》中的伦理道德及政治原则，并根据当时所流行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加以进一步确证。有些人认为《春秋繁露》最全面地表述了公元前134年被定为正统的学说。
《汉书·艺文志》，第1727页，在儒家类，董仲舒名下，著录有《董仲舒》123篇，而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在“春秋”类中，著录了《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汉书·艺文志》，第1714页）。在《董仲舒传》中，班固记载其著述共达及23篇，“繁露”是作为他解说《春秋》的诸专论中的一个篇名而出现的《汉书》卷五十六，第2525—2526页）。（春秋繁露词》这一书名最早出现于5世纪或6世纪初的《西京杂记》（卷二，第4页上，《四部丛刊》本）中，在阮孝绪（479—536）的《七录》中，《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才与（汉书·艺文志》中为董仲舒所列的条目联系在一起。
“春秋繁露”一词的含义并未能确定。依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不过通常上此书名按字面意思简单地被理解为“《春秋》繁多之露”。
通行本由82篇构成，其中有3篇（第39、40、54篇）原文已不存在；各篇的形式、内容以及写作时间都不相同。大多数是对《春秋》中的术语、事件和段落作出解释和说明，此外也说明其所含的道德和政治想想与认识到的宇宙观体之间的关系。第1—6、23、25、28、30、46篇写的是董仲舒的答对，它们要么是有关其具体学说的解释，要么是对批评者的答复；第71篇是董仲舒对一名朝廷官员提出的有关郊事问题的问答已录；第32、38篇是董仲舒作为顾问对诸侯王谘询问题的作答记录，第3Z、38、71三篇无疑是董仲舒弟子所作，而非董仲舒本人所写。第73篇采用了颂的形式，因而与其他篇章极不相同。
不同篇章的内容涉及董仲舒政治生涯的不同时期以及他退休以后的情况，因而这显然意味着它们写于不同的场合和时间。据《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第2525页）所载，董仲舒给皇帝上疏达123篇，由此可见，它们至迟写于公元前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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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size=4][color=#ff00ff]一、内容与书名[/color][/size][/font][font=宋体][size=3] 《春秋繁露》共[/size][/font][size=3]17[/size][font=宋体][size=3]卷，为归在汉景帝（公元前[/size][/font][size=3]157[/size][font=宋体][size=3]—141[font=宋体][size=3]年在位）及汉武帝（公元前[/size][/font][size=3]141[/size]—87[font=宋体][size=3][font=宋体][size=3]年在位）时博士董仲舒（约公元前[/size][/font][size=3]179[/size][/size][/font]—104）名下的一部哲学著作。这部书以《公羊传》的阐释为中介，按今文经学来描述《春秋》中的伦理道德及政治原则，并根据当时所流行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加以进一步确证。有些人认为《春秋繁露》最全面地表述了公元前134年被定为正统的学说。
《汉书·艺文志》，第1727页，在儒家类，董仲舒名下，著录有《董仲舒》123篇，而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在“春秋”类中，著录了《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汉书·艺文志》，第1714页）。在《董仲舒传》中，班固记载其著述共达及23篇，“繁露”是作为他解说《春秋》的诸专论中的一个篇名而出现的《汉书》卷五十六，第2525—2526页）。（春秋繁露词》这一书名最早出现于5世纪或6世纪初的《西京杂记》（卷二，第4页上，《四部丛刊》本）中，在阮孝绪（479—536）的《七录》中，《春秋繁露》这一书名才与（汉书·艺文志》中为董仲舒所列的条目联系在一起。
“春秋繁露”一词的含义并未能确定。依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不过通常上此书名按字面意思简单地被理解为“《春秋》繁多之露”。
通行本由82篇构成，其中有3篇（第39、40、54篇）原文已不存在；各篇的形式、内容以及写作时间都不相同。大多数是对《春秋》中的术语、事件和段落作出解释和说明，此外也说明其所含的道德和政治想想与认识到的宇宙观体之间的关系。第1—6、23、25、28、30、46篇写的是董仲舒的答对，它们要么是有关其具体学说的解释，要么是对批评者的答复；第71篇是董仲舒对一名朝廷官员提出的有关郊事问题的问答已录；第32、38篇是董仲舒作为顾问对诸侯王谘询问题的作答记录，第3Z、38、71三篇无疑是董仲舒弟子所作，而非董仲舒本人所写。第73篇采用了颂的形式，因而与其他篇章极不相同。
不同篇章的内容涉及董仲舒政治生涯的不同时期以及他退休以后的情况，因而这显然意味着它们写于不同的场合和时间。据《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第2525页）所载，董仲舒给皇帝上疏达123篇，由此可见，它们至迟写于公元前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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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6 08:48
三石堂
[font=宋体][size=4][color=#ff00ff]二、主要论题[/color][/size][/font][size=3][font=宋体] 这部书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17篇，第17篇相当于跋。这些篇章对于从《春秋》中的事件中所衍生出的伦理和政治教训形成了一套相对说来简单明确的分析，而《春秋》中的言辞据信被孔子有意搞得晦涩难懂。孔子被认为是“素王”，他虽然没有政治权力，但却受命于天。在《春秋》里面隐含着对孔子智慧的记录，他已打算把它传卜去，用来为将使天下有秩序的圣王的出现作准备。在这一部分中，《春秋繁露》不仅提到了《春秋》中所讲的事件，而且把这部著作作为整体加以提及，提到了它的写作目的及大意。[/font]
[font=宋体] 通过对经文措词的比较分析，《春秋》提到的特定事件被用来推导出道德及政治的模型与先例。在大多数情况下，董仲舒所想到的事件都见于对《公羊传》的描述，但有时所提及的事件今天只能在《左传》中找到。在这一部分提到的论题包括：正名、亡国的原因、灾异的含义、圣人的角色、仁义之别、国家的改制与不变之道的关系、重本轻末、动机重于结果，以及其他的一般性关怀，这些地方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被运用于决定人事和整饬国家上。[/font]
[font=宋体] 第二部分（第18—82篇）理论性更强。在提到第一部分所表达的理想时，它企图说明的是，孔子的伦理道德及政治上的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是如何相一致的。这一部分与第一部分侧重点的不同或导致一些人怀疑它的可靠性，或导致认为它们与前面17篇没有关系。然而在有些人看来（如戴维森），这两部分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font]
[font=宋体] 一般而言，第二部分把前17篇所论述的人之间的小宇宙与天地、阴阳、五行、四时之间的大宇宙关系进行了直接对比。在这里，天被视为是利用事物来体现他的意志的，昭示给自然界的科（分类，范畴）代表了天道，而且万事万物的本质关系也体现了天的意志。在大多数情况卜，天地、阴阳被用以作为等级制的及互补的关系和力量的模式；五行描述了专门化的职能；四时则设置了空间、时间和顺序上的格局，即，随着太阳在天空中方位的变化，四时也依次更替。[/font]
[font=宋体] 因而，阴阳、天地的关系揭示了君臣之间的恰当关系，五行则揭示了不同官员之间的关系，甚至表达了忠孝之道（第42篇）。人类的语言也是上天用以表达天意的一种方式。[/font]
[font=宋体] 天意被释为仁、义、智、忠四德。另外，天道被描述为通过宇宙原则而起作用，例如，它包含了对立双方不可能同时出现。同类事物相互促进等原则。这些原则为世界赋予结构，以展现天意。对于这些原则的知识有助于人们建立行为准则。[/font]
[font=宋体] 总之，人、国家、宇宙万物都以这样一种方式棗即对于其中一类的认识显露出对其他类所产生的认识棗相互反映。正是这样，作者提出了对《春秋》的意图及其大义作出阐释的认识论基础。他解释说，《春秋》为政府建立了诸种规则和模式，其中包括禁止奢侈的法令、奖惩制度。以及规定的政事活动等等，以便与那种被昭示的天道一致。[/font]
[font=宋体] 书中的这一部分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即人需要礼仪和祭祀，尤其是郊祀，它表达了上天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是为了与天的意志、天道彻底的一致。国君的仪祭活动，就象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在历史上，都会在宇宙中产生或长期或短期的反响，成为有关世界进程复杂而永存的因果链条的一部分。关于祭祀的专论试图进一步减少对于法术奇迹的期待。它们只被从天志、天道方面加以理解。[/font]
[font=宋体] 此外，该书还有有关求雨和止雨的仪式的内容，这些仪式没有萨满巫术的内容，而几乎全依赖于对阴阳学说为基础的理解。结束部分涉及到人的作用，尤其是圣人的作用，他们作为宇宙活动的中枢，将天与宇宙万物相联系。可见书中的前后两部分内穿相异，但仍是相互联系的。[/font]
[font=宋体] 总的来说，《春秋繁露》含有许多某些人认为是汉初的思想的资料，它还引用了众多先秦至汉代的著作，比如《尚书》、《诗经》、《论语》、《管子》等书都为《春秋繁露》所征引，另外，它的许多叙述也与《礼记》、《孝经》、《管子》、《月令》、《淮南子》、《韩诗外传》等书相一致。今文经学的基本概念“太平”、“三统”、“三纲”、“改制”、“素王”等在本书中都有出现。不过它们还不像何休（公元129—182）的《公羊传》注解中所体现的那么成熟，这大概为这部著作写于更早的年代提供了凭证；在《春秋繁露》中，这些词语并没有反映深奥微妙的玄学观念。[/font]
[font=宋体] 董仲舒曾依《春秋》的先例作有《春秋决狱》232事（见《后汉书》卷四十八，第1612页；《汉书补注》卷三十，第十六页下検咭成系淖⑹停弧锻ǖ洹肪砹拧独竦—29卷》，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第1911页）；这种推理类型在《春秋繁露》中也可见到。至于《春秋决狱》的佚文，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三十一，第四十五页上椝氖咭成稀?/P>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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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 通过对经文措词的比较分析，《春秋》提到的特定事件被用来推导出道德及政治的模型与先例。在大多数情况下，董仲舒所想到的事件都见于对《公羊传》的描述，但有时所提及的事件今天只能在《左传》中找到。在这一部分提到的论题包括：正名、亡国的原因、灾异的含义、圣人的角色、仁义之别、国家的改制与不变之道的关系、重本轻末、动机重于结果，以及其他的一般性关怀，这些地方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被运用于决定人事和整饬国家上。[/font]
[font=宋体] 第二部分（第18—82篇）理论性更强。在提到第一部分所表达的理想时，它企图说明的是，孔子的伦理道德及政治上的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是如何相一致的。这一部分与第一部分侧重点的不同或导致一些人怀疑它的可靠性，或导致认为它们与前面17篇没有关系。然而在有些人看来（如戴维森），这两部分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font]
[font=宋体] 一般而言，第二部分把前17篇所论述的人之间的小宇宙与天地、阴阳、五行、四时之间的大宇宙关系进行了直接对比。在这里，天被视为是利用事物来体现他的意志的，昭示给自然界的科（分类，范畴）代表了天道，而且万事万物的本质关系也体现了天的意志。在大多数情况卜，天地、阴阳被用以作为等级制的及互补的关系和力量的模式；五行描述了专门化的职能；四时则设置了空间、时间和顺序上的格局，即，随着太阳在天空中方位的变化，四时也依次更替。[/font]
[font=宋体] 因而，阴阳、天地的关系揭示了君臣之间的恰当关系，五行则揭示了不同官员之间的关系，甚至表达了忠孝之道（第42篇）。人类的语言也是上天用以表达天意的一种方式。[/font]
[font=宋体] 天意被释为仁、义、智、忠四德。另外，天道被描述为通过宇宙原则而起作用，例如，它包含了对立双方不可能同时出现。同类事物相互促进等原则。这些原则为世界赋予结构，以展现天意。对于这些原则的知识有助于人们建立行为准则。[/font]
[font=宋体] 总之，人、国家、宇宙万物都以这样一种方式棗即对于其中一类的认识显露出对其他类所产生的认识棗相互反映。正是这样，作者提出了对《春秋》的意图及其大义作出阐释的认识论基础。他解释说，《春秋》为政府建立了诸种规则和模式，其中包括禁止奢侈的法令、奖惩制度。以及规定的政事活动等等，以便与那种被昭示的天道一致。[/font]
[font=宋体] 书中的这一部分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即人需要礼仪和祭祀，尤其是郊祀，它表达了上天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这是为了与天的意志、天道彻底的一致。国君的仪祭活动，就象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在历史上，都会在宇宙中产生或长期或短期的反响，成为有关世界进程复杂而永存的因果链条的一部分。关于祭祀的专论试图进一步减少对于法术奇迹的期待。它们只被从天志、天道方面加以理解。[/font]
[font=宋体] 此外，该书还有有关求雨和止雨的仪式的内容，这些仪式没有萨满巫术的内容，而几乎全依赖于对阴阳学说为基础的理解。结束部分涉及到人的作用，尤其是圣人的作用，他们作为宇宙活动的中枢，将天与宇宙万物相联系。可见书中的前后两部分内穿相异，但仍是相互联系的。[/font]
[font=宋体] 总的来说，《春秋繁露》含有许多某些人认为是汉初的思想的资料，它还引用了众多先秦至汉代的著作，比如《尚书》、《诗经》、《论语》、《管子》等书都为《春秋繁露》所征引，另外，它的许多叙述也与《礼记》、《孝经》、《管子》、《月令》、《淮南子》、《韩诗外传》等书相一致。今文经学的基本概念“太平”、“三统”、“三纲”、“改制”、“素王”等在本书中都有出现。不过它们还不像何休（公元129—182）的《公羊传》注解中所体现的那么成熟，这大概为这部著作写于更早的年代提供了凭证；在《春秋繁露》中，这些词语并没有反映深奥微妙的玄学观念。[/font]
[font=宋体] 董仲舒曾依《春秋》的先例作有《春秋决狱》232事（见《后汉书》卷四十八，第1612页；《汉书补注》卷三十，第十六页下検咭成系淖⑹停弧锻ǖ洹肪砹拧独竦—29卷》，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第1911页）；这种推理类型在《春秋繁露》中也可见到。至于《春秋决狱》的佚文，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三十一，第四十五页上椝氖咭成稀?/P>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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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6 08:48
三石堂
[font=宋体][size=4][color=#ff00ff]三、著作的真伪[/color][/size][/font][size=3][font=宋体] 自宋代以来，人们就开始讨论本书的真伪问题，并探讨现存的79篇与《汉书》两次提到的123篇在多大程度上相关。朱熹（1130—1200）。陈振孙（约1190—1249年以后）这两位著名的评论家都怀疑此书非董仲舒之作。黄震（1213—1280）则认为隋唐时期得见的《春秋繁露》并非全都是董仲舒之作品，而宋代得见的《春秋繁露》又非隋唐时期的《春秋繁露》。他还指出《春秋繁露》中的许多段落有与儒家学说的不相符合之处。[/font]
[font=宋体] 胡应麟（1551—1602）、姚际恒（1647年生）、金德建等人讨论的问题包括：将“春秋”、“繁露”等词加于通行本之上是否可靠；通行本中的内容略少于半数涉及到了《春秋》，但它们有多少可被视为是书名中带有“春秋”一词的原书的一部分；通行的82（或79）篇有多少与《汉书》著录于儒家类的123篇相一致；《公羊董仲舒治狱》中的16篇是否随同董仲舒其他部分著述合并起来，并构成该书的通行本。[/font]
[font=宋体] 四库馆臣断定虽然这部著作不全都出于董仲舒之手，但“中多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如下诸点已经遭到质疑；[/font]
[font=宋体] （1）该书在存在脱漏、避讳字使用出现年代错误的同时，还存在自身的不一致之处。[/font]
[font=宋体] （2）唐宋类书中的引文与通行本之间存在异文。尤其是程大昌（1123—1195）指出他所见的本子中没有包括见于《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字记》等书中的引文，由此地推断他所见的本子已不是原本。楼钥（1137—1213）指出程大昌所用的抄本与《崇文总目》中提到的本子以及欧阳修（1007—1072）曾见到的82篇的本子相比，是明显不完整的。有的学者经过考察后发现，《太平御览》所引用的50条引文中仅有4条不见于通行本。[/font]
[font=宋体] （3）戴君仁（第32—31页）指出，《春秋繁露》第18至82篇有五行思想的论述，与此相比较，保存于《汉书》（卷五十六，第2498页起）中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徐复观答复说（第314—316页），天人三策的着眼点并不需要对五行思想加以讨论，因此它们没有包含五行思想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任何重要性。[/font]
[font=宋体] （4）徐复观也试图回答程大昌认为《春秋繁露》很肤浅的指责，他坚持认为程氏得出这一结论所根据的版本是不完备的，另外，宋代新儒家也不会跳出他们的世界观来理解董仲舒的思想（见徐氏之书，第312－313页）。[/font]
[font=宋体] 总而占之，虽然通行本并不完善，但徐复观等人仍然认为它是真的。[/font]
[font=宋体] 与上述观点相反，也有学者（鲁推一）认为有很多的根据可以证明通行本中的所有部分决非都是真的。正如下面将看到的，该书的流传多少有些单薄，直到18世纪时才有了全面的注释或评论；这对于一部被认为是儒家经典之作的著作而言有点古怪。苏舆（关于他的注本见下文）依据思想观念层面的理由认为该书不可能出自董仲舒之手；不过这些见解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怀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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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 胡应麟（1551—1602）、姚际恒（1647年生）、金德建等人讨论的问题包括：将“春秋”、“繁露”等词加于通行本之上是否可靠；通行本中的内容略少于半数涉及到了《春秋》，但它们有多少可被视为是书名中带有“春秋”一词的原书的一部分；通行的82（或79）篇有多少与《汉书》著录于儒家类的123篇相一致；《公羊董仲舒治狱》中的16篇是否随同董仲舒其他部分著述合并起来，并构成该书的通行本。[/font]
[font=宋体] 四库馆臣断定虽然这部著作不全都出于董仲舒之手，但“中多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如下诸点已经遭到质疑；[/font]
[font=宋体] （1）该书在存在脱漏、避讳字使用出现年代错误的同时，还存在自身的不一致之处。[/font]
[font=宋体] （2）唐宋类书中的引文与通行本之间存在异文。尤其是程大昌（1123—1195）指出他所见的本子中没有包括见于《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字记》等书中的引文，由此地推断他所见的本子已不是原本。楼钥（1137—1213）指出程大昌所用的抄本与《崇文总目》中提到的本子以及欧阳修（1007—1072）曾见到的82篇的本子相比，是明显不完整的。有的学者经过考察后发现，《太平御览》所引用的50条引文中仅有4条不见于通行本。[/font]
[font=宋体] （3）戴君仁（第32—31页）指出，《春秋繁露》第18至82篇有五行思想的论述，与此相比较，保存于《汉书》（卷五十六，第2498页起）中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徐复观答复说（第314—316页），天人三策的着眼点并不需要对五行思想加以讨论，因此它们没有包含五行思想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任何重要性。[/font]
[font=宋体] （4）徐复观也试图回答程大昌认为《春秋繁露》很肤浅的指责，他坚持认为程氏得出这一结论所根据的版本是不完备的，另外，宋代新儒家也不会跳出他们的世界观来理解董仲舒的思想（见徐氏之书，第312－313页）。[/font]
[font=宋体] 总而占之，虽然通行本并不完善，但徐复观等人仍然认为它是真的。[/font]
[font=宋体] 与上述观点相反，也有学者（鲁推一）认为有很多的根据可以证明通行本中的所有部分决非都是真的。正如下面将看到的，该书的流传多少有些单薄，直到18世纪时才有了全面的注释或评论；这对于一部被认为是儒家经典之作的著作而言有点古怪。苏舆（关于他的注本见下文）依据思想观念层面的理由认为该书不可能出自董仲舒之手；不过这些见解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怀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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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6 08:49
三石堂
[font=宋体][size=4][color=#ff00ff]四、传统的评价[/color][/size][/font][font=宋体][size=3] 传统的评价大都是赞美之词。《汉书》（卷五十六，第2526页）在《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第2526页）的“赞”中引用了刘向（公元前79一前8）、刘歆（公元前46椆—23）的观点，不过并没提到《春秋繁露》之名。这段话说明董仲舒在当时深受学者们的尊敬，他实际上是当时群儒之首。
《论衡》至少有30处提到了董仲舒，不过似乎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春秋繁露》的内容有必然的或明确的联系，这还有待于考察。在没有提到董仲舒之名的其他一些章节中，《论衡》对“天人感应”思想作了猛烈攻击，而这一思想正是《汉书·董仲舒传》中天人三策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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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至少有30处提到了董仲舒，不过似乎没有提到《春秋繁露》这一书名。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春秋繁露》的内容有必然的或明确的联系，这还有待于考察。在没有提到董仲舒之名的其他一些章节中，《论衡》对“天人感应”思想作了猛烈攻击，而这一思想正是《汉书·董仲舒传》中天人三策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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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6 08:49
三石堂
[font=宋体][size=4][color=#ff00ff]五、文献源流及版本[/color][/size][/font][font=宋体][size=3] 人们已经注意到对于这部著作的早期记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汉书》中各种条目一样，《论衡》（黄晖本，卷三十，第1194页）中提到了董仲舒写有100余篇作品。在《隋书·经籍志》（第930页）、《旧唐书·经籍志》（第1979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7页）中，这部书有17卷，著录于“春秋”类下。在藤原佐世的书目中它没有出现。
欧阳修在写于1037年的一篇评论中说，当时的本子仅有40篇，然而他自己曾见过80余篇的抄本，不过这种本子有一些重复的文字，编排相当混乱。他又补充说，为满足对本书的普遍需求，约3O篇的本子已被刊行，这30篇有些属于80篇之外。楼郁（1053年进士）在写于1047年的序中说，当时此书共存10卷；《南宋馆阁书目》（12世纪晚期）中提到该书有10卷37篇。
《崇文总目》（可能成书于1041年）著录此书为17卷，作者还说这与隋唐史书中的著录一致。他又说虽然82篇的内容不出于近世，但其间篇第次序已经舛乱。他怀疑此书有后人的窜改。
在写于1211年的跋中，胡* [上‘知’+下’木’]（字仲方）说他得到了罗浚（卒于1228年之后）收藏的一个本子，并将该本以及一些注释一起刊印于他任职的萍乡。这种本子仅含37篇，分为10卷；随后他又从楼钥（1137—1213，又称攻媿先生，楼郁之孙）的一个校本，共有17卷82篇，其中有3篇已亡佚；这种本子由胡* [上‘知’+下’木’]的弟弟首次作了刊印。从黄震那里我们知道岳珂（1183—1240）重印了该本，该本后来被视为权威性的版本。楼钥在他的跋棗大多数版本中都能找见棗中，记载了他获得这一本子的经过。
在《四库全书聚珍》丛书的前言中（其日期或为1773年，或为1777年），编者说该书存在4种宋本。尽管楼钥的本子中已亡三篇，还有他们鉴定出的一批其他脱漏（见于第48、55、56和75篇），以及至少有一页的错序（见于第25篇中），但他们仍采用它作为底本；他们补充说，无法获得完整的本子的状况已持续3至4世纪之久，就版本而言，他们采用的是保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楼钥本，并注明他们已修复了1100处，删去了110处，校勘了1820字（这些数字有时为1121、121、1829）。《四部丛刊》影印了这种本子，并附上了楼郁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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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写于1037年的一篇评论中说，当时的本子仅有40篇，然而他自己曾见过80余篇的抄本，不过这种本子有一些重复的文字，编排相当混乱。他又补充说，为满足对本书的普遍需求，约3O篇的本子已被刊行，这30篇有些属于80篇之外。楼郁（1053年进士）在写于1047年的序中说，当时此书共存10卷；《南宋馆阁书目》（12世纪晚期）中提到该书有10卷37篇。
《崇文总目》（可能成书于1041年）著录此书为17卷，作者还说这与隋唐史书中的著录一致。他又说虽然82篇的内容不出于近世，但其间篇第次序已经舛乱。他怀疑此书有后人的窜改。
在写于1211年的跋中，胡* [上‘知’+下’木’]（字仲方）说他得到了罗浚（卒于1228年之后）收藏的一个本子，并将该本以及一些注释一起刊印于他任职的萍乡。这种本子仅含37篇，分为10卷；随后他又从楼钥（1137—1213，又称攻媿先生，楼郁之孙）的一个校本，共有17卷82篇，其中有3篇已亡佚；这种本子由胡* [上‘知’+下’木’]的弟弟首次作了刊印。从黄震那里我们知道岳珂（1183—1240）重印了该本，该本后来被视为权威性的版本。楼钥在他的跋棗大多数版本中都能找见棗中，记载了他获得这一本子的经过。
在《四库全书聚珍》丛书的前言中（其日期或为1773年，或为1777年），编者说该书存在4种宋本。尽管楼钥的本子中已亡三篇，还有他们鉴定出的一批其他脱漏（见于第48、55、56和75篇），以及至少有一页的错序（见于第25篇中），但他们仍采用它作为底本；他们补充说，无法获得完整的本子的状况已持续3至4世纪之久，就版本而言，他们采用的是保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楼钥本，并注明他们已修复了1100处，删去了110处，校勘了1820字（这些数字有时为1121、121、1829）。《四部丛刊》影印了这种本子，并附上了楼郁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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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6 08:50
三石堂
其他版本包括： l. 卢文弨（1717—1796）注本，收入（抱经堂丛书》中，序言写于1785年，卢文弨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同时兼采的有：
（1）赵维垣（1532年进士）写于1554年序的本子，原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这种本子，有82篇中的79篇，分17卷，每页9行，每行17宇。此外它还收有该书的序和注，书的天头还批有注释，本子有残缺。有一处（卷3，第6页下）以小字双行插入了共达241字的一段文字，显然这是早期被遗漏掉的。在署为1804年的题跋中（1814年又有一个小注），黄丕烈（1763—1825）表达了一种观点，即该本可能源于宋本，它的底本与《永乐大典》本同源。他自己在文中插入了校正，从而使它与《四库全书》本一致。
1582年的《两京遗编》收录了本书的8卷（30篇），它没有全本中的楼钥序和目录；也没有黄丕烈的注释及校勘。
（2）程荣（1447—1520）《汉魏丛书》本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汉魏丛书》本与赵维垣本在少数方面有些相异，有时它的异文被采入《四库全书》本中，这种本子有时在同一篇经文的不同部分间会突然中断，这在（1）本和（）本中都未出现。
《四部备要》重印了卢文弨本，并收入了一个与该著作有关的大多数序言和评注的附录。
2．莫友芝（1811—1871）与叶德辉（1864—1927）提到了1516年的一种活字本，它的版式为每页9行。每行18字，与其他明代刊本一样，它也有脱漏。在这点上，《四库全书》的编者注意到了它们遗漏的字句，有396字和180字（有时列为398和178字）。
3．凌曙（1775—1829）注本，有他自己的注和序（日期为1815年），该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含有王道焜（明代人）和卢文弨的校注，该书被收入《龙溪精舍丛书》和《皇清经解续编》。
4．《增订汉魏丛书》有标点本，但未收注解，它沿用了楼钥的文本，并含有楼钥的序和王谟（1778年进士）的跋。
5．该书最有价值的版本可能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初版于1914年；台北重版，1973年）。该书有王先谦（1842—1918）的序（写于1914年），这在别的版本中是看不到的；还有苏舆自己的序（写于1909年），以及一篇介绍性的陈述，其中他提到了他所查阅的一些版本。此外还有董仲舒的年谱，以及古代学者的序言和评论。苏舆自己的注释对卢文弨与凌曙的注作了补充，同时他还见到了天启年间（1621—1627）孙矿的校本，并在他的注解本中引用了不少孙矿本的异文。
6．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有注释及白话翻译。
（1）赵维垣（1532年进士）写于1554年序的本子，原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这种本子，有82篇中的79篇，分17卷，每页9行，每行17宇。此外它还收有该书的序和注，书的天头还批有注释，本子有残缺。有一处（卷3，第6页下）以小字双行插入了共达241字的一段文字，显然这是早期被遗漏掉的。在署为1804年的题跋中（1814年又有一个小注），黄丕烈（1763—1825）表达了一种观点，即该本可能源于宋本，它的底本与《永乐大典》本同源。他自己在文中插入了校正，从而使它与《四库全书》本一致。
1582年的《两京遗编》收录了本书的8卷（30篇），它没有全本中的楼钥序和目录；也没有黄丕烈的注释及校勘。
（2）程荣（1447—1520）《汉魏丛书》本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汉魏丛书》本与赵维垣本在少数方面有些相异，有时它的异文被采入《四库全书》本中，这种本子有时在同一篇经文的不同部分间会突然中断，这在（1）本和（）本中都未出现。
《四部备要》重印了卢文弨本，并收入了一个与该著作有关的大多数序言和评注的附录。
2．莫友芝（1811—1871）与叶德辉（1864—1927）提到了1516年的一种活字本，它的版式为每页9行。每行18字，与其他明代刊本一样，它也有脱漏。在这点上，《四库全书》的编者注意到了它们遗漏的字句，有396字和180字（有时列为398和178字）。
3．凌曙（1775—1829）注本，有他自己的注和序（日期为1815年），该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含有王道焜（明代人）和卢文弨的校注，该书被收入《龙溪精舍丛书》和《皇清经解续编》。
4．《增订汉魏丛书》有标点本，但未收注解，它沿用了楼钥的文本，并含有楼钥的序和王谟（1778年进士）的跋。
5．该书最有价值的版本可能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初版于1914年；台北重版，1973年）。该书有王先谦（1842—1918）的序（写于1914年），这在别的版本中是看不到的；还有苏舆自己的序（写于1909年），以及一篇介绍性的陈述，其中他提到了他所查阅的一些版本。此外还有董仲舒的年谱，以及古代学者的序言和评论。苏舆自己的注释对卢文弨与凌曙的注作了补充，同时他还见到了天启年间（1621—1627）孙矿的校本，并在他的注解本中引用了不少孙矿本的异文。
6．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有注释及白话翻译。
2007-8-6 08:51
三石堂
[font=宋体][size=4][color=#ff00ff]九、研究状况[/color][/size][/font][size=3][font=宋体] 1．程大昌；《演繁露》，卷1，第1页下椀—2页上：见（儒学警悟》。[/font]
[font=宋体] 2．金德建：《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108－113页。[/font]
[font=宋体] 3．周铺成：《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font]
[font=宋体] 4．《朱子语类》；1473年版本卷八十三，第二十七页上；台北重印本，1962年，第3509页。[/font]
[font=宋体]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font]
[font=宋体] 6．胡应麟：《九流绪论》（中），见《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卷二十八，第1页下；中华书局本，第360页，1958年。[/font]
[font=宋体] 7．黄震：《黄氏日抄》，该书被众多版本及《伪书通考》所引用。[/font]
[font=宋体] 8．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上海：1894年。[/font]
[font=宋体] 9．孙诒让：《札迻》[/font]
[font=宋体] 10．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见《梅园论学集》，台北；开明书店，1970年，第319—334页。[/font]
[font=宋体] 11．康吾：《董仲舒解释的三个政治理论》，巴黎：Ernest Leroux，1932年。[/font]
[font=宋体] 12．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长沙：1889年。[/font]
[font=宋体] 13．俞樾：《诸子平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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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 2．金德建：《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第108－113页。[/font]
[font=宋体] 3．周铺成：《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font]
[font=宋体] 4．《朱子语类》；1473年版本卷八十三，第二十七页上；台北重印本，1962年，第3509页。[/font]
[font=宋体] 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font]
[font=宋体] 6．胡应麟：《九流绪论》（中），见《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卷二十八，第1页下；中华书局本，第360页，1958年。[/font]
[font=宋体] 7．黄震：《黄氏日抄》，该书被众多版本及《伪书通考》所引用。[/font]
[font=宋体] 8．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上海：1894年。[/font]
[font=宋体] 9．孙诒让：《札迻》[/font]
[font=宋体] 10．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见《梅园论学集》，台北；开明书店，1970年，第319—334页。[/font]
[font=宋体] 11．康吾：《董仲舒解释的三个政治理论》，巴黎：Ernest Leroux，1932年。[/font]
[font=宋体] 12．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长沙：1889年。[/font]
[font=宋体] 13．俞樾：《诸子平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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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6 08:51
三石堂
[size=4][color=#ff00ff]六、索引[/color][/size] 1．《春秋繁露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北平：1944年，台北重印本，1968年，该书以卢文弨本为底本。
2．《春秋繁露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即将出版。
2．《春秋繁露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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