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汉字简化的反思和新思路

[table=98%][tr][td][size=15px]作者：黎传绪 (南昌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摘 要：汉字的简化方式大致有简化原字、简化偏旁 、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合并同音字 等四种。《汉字简化总表》的积极作用。《汉字简化总表》显现出种种缺陷。为适应社会需要，汉字还是必须简化，但是关键在于如何简化。现阶段汉字的简化在于精简汉字的用字数量，现阶段能顺利简化的汉字大致有四个方面，简化读音，也是汉字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字：汉字 简化 反思 新思路

　　 我们对汉字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简化。1956年的简化，成绩不小、问题不少，1978年的简化，彻底失败，被迫废止。汉字是否还必须继续简化，人们一直都在思索。因此，有必要对汉字简化进行反思，对汉字简化提出新的思路。

　　 自从上世纪的初叶开始，就有一批志士仁人追求汉字简化，甚至期望实现拼音化，在他们看来，是繁杂的汉字阻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汉字简化”自一九五六年由国务院颁布正式推行,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可谓是根深蒂固。

　　 《汉字简化总表》的简化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简化原字 就是把繁体字的笔划简化，形成简化字。或部分保留： 业（業） 飞（飛） 条（條） ;或局部简化：拥（擁） 态（態） 报（報）;或整字改换：书（書） 农（農） 听（聽）

　　 二、简化偏旁 《汉字简化总表》之中，简化偏旁共14个：语（語） 汤（湯） 坚（堅） 鉴（鋻） 银（銀） 择（擇） 峦(巒) 饮(飲) 红(紅) 莹 (瑩) 职（職） 学（學） 径 (徑) 祸 (禍)；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133个。


　　三、废除今字，保留古字 “古字”产生在前，“今字”产生在后。“古字”包含的意义很多，而“今字”一般只表示“古字”多项意义中的一种。“今字”常常是以“古字”为声符，再加形符而产生。如：

　　 云 （雲） 甲骨文本象云彩之形。后来被假借表示“说”义（如：人云亦云），于是以“云”为声符，再加形符“雨”，成为“雲”，表示云彩之义。《汉字简化总表》简化了“雲”字，保留了“云”字。

　　 夸 （誇）本义为奢侈。后来被引申表示“夸大、夸耀”义（如：夸多斗靡），于是以“夸”为声符，再加形符“言”，成为“誇”，表示夸大、夸耀之义。《汉字简化总表》简化了“誇”字，保留了“夸”字。

　　 在汉字中，甚至有由一个古字而产生几个今字的现象。例如：蒙（古字）、矇（今字）、濛（今字）、蒙 本是一种野草的名称，后来又产生了“包、裹、遮盖”的意思。“蒙”字因此又引申为睁眼瞎子的意思，于是以“蒙”为声符，再加形符“目”，成为“矇”，表示盲人之义。“蒙”字还引申出细雨迷蒙的意思，于是以“蒙”为声符，再加形符“水”，成为“濛”，表示细雨迷蒙之义。《汉字简化总表》简化了矇（今字）、濛（今字），只保留了蒙（古字）。

　　 四、合并同音字 只要音同（甚至不同），不论意义，强行合并。（有人称此为“同音代替”，不确）这种简化，是把几个字合并，由一个字形表达这几个字的所有意义。合并同音字的简化方式有两种：

　　 1．选择笔划最少的字作为简化字，其它几个字则被作为繁体字而淘汰。因此，这个简化字不仅具有它的原有意义，而且还兼有其它几个被淘汰的繁体字的全部意义。如：

　　 干 乾 幹 干，本义是盾牌；乾，本义是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幹，本义是柘树，常用义是树幹。《汉字简化总表》将“干”、“乾”、”幹”三字合并，简化了“乾”、”幹”，只保留了“干”。“干”兼有“干”、“乾”、“幹”三字的全部词义。

　　 台 臺 檯 颱 台，本义是星名；臺，本义是高而上平的建筑，可观望四方；檯，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俗称“桌子”为“檯”；颱，本义是飓风。《汉字简化总表》将“台”、“臺”、”檯”“颱”四字合并，简化了“臺”、”檯”、“颱”，只保留了“台”。“台”兼有“台”“臺”、“檯”、“颱”四字的全部词义。

　　 2．另造一新字，其它的几个字则被作为繁体字而淘汰。这个新字具有被淘汰的几个繁体字的全部意义。历 歷 曆 歷，本义是经过、越过；曆，本义是历法，推算岁时节候的方法。《汉字简化总表》将“歷”、“曆”、两字合并，简化了“歷”、”曆”，另造了一个新字“历”（保留“厂”，以“力”为形符）。“历”兼有“歷”、”曆”两字的全部词义。发 發 髮 發，本义是把箭射出去。髮，本义是头发。《汉字简化总表》将“發”、“髮”两字合并，简化了“發”、“髮”，另用了一个新字“发”（是“發”字的草书写法）。“发”兼有“發”、“髮”两字的全部词义。

　　 由于“简化原字”和“简化偏旁”，产生的繁简字是“一对一”的关系；由于“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和“合并同音字”，产生的繁简字是“一对多”的关系。据统计，原有的繁体字平均每字16画，经过简化之后，平均每字降到10.3画，减少了35﹪的笔画。在7000个常用字中，有简化字2235个。简化字约占现代汉语用字的三分之一。 《汉字简化总表》大规模地简化汉字，强制推行，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涉及地域之广、人员之多，推行时间之长、影响之远，在人类历史上大概也是之最。《汉字简化总表》的积极作用在于大大地简化了笔画，减少了用字，便于识字，提高了书写速度。实施简化，有利于解放之初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实践证明，“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 是切实可行的、最有效的简化方式。既简少了笔划，又没有造成词义的变化。既达到了简化的目的，又没有妨碍社会的运用。但是，《汉字简化总表》的缺陷也是客观存在，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当时汉字简化的决策者盲目乐观地认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走“拼音化的道路”，“简化字”只是过渡阶段的“临时工具”，所以，缺乏承前启后的周密的思考。当时还存在一种过激的思潮：繁杂的汉字是阻碍社会前进的桎梏；仅仅把汉字当作大陆的、当代的交际工具，关闭国门、自力更生。“简化”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类似于“打倒孔家店”的大运动。还有一点，当时提出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是因为汉字印刷不如拉丁文字来得简便。但是，随着电脑信息处理的发展，汉字的输入速度已经超过其他拼音文字。“文字”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它不仅是当代人的交际工具，也是当代人和历史、未来对话的工具。正是由于稳定，我们才能读懂古人在数千年前遗留下来的文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检验，我们再来客观地审视“简化字”，可以说是“有得有失”。“简化字”之“失”在于：

　　 一、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 中国的汉字以其独特的表意性而自立于在世界文字之林。“以形示意，义寓形中”，字形和字义密切联系，“视而可识，察而见义”。《汉字简化总表》的制定者的主导思想是仅仅把汉字看作是记录符号,追求把每个字的笔划限制在十划以内, 所以为简化笔划而顾此失彼，大大地破坏了汉字的表意性。有些简化字字已不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来解释。例如：

　　車 象形字，虽然楷书已经不如甲骨文、篆书形象，但是车的车轴、一个车轮、两边固定的木栓还保存完好；简化后的“车”字已无象形可言。“车”是“車”的草书写法。
　　羅 会意字，上部的“罒”本是“网”字；“糹”是“丝”字，说明网是丝做的；“隹”是短尾鸟。三字会合在一起，表示小鸟被丝网罩住。简化后的“罗”字已无会意可言。“罗”字属于对原字局部简化。
　　鄧 形声字，以“右耳”（即“邑”，表示人所居住的地方）为形，以“登”为声。其本义是地名（即河南省邓县）。简化后的“邓”字仅有形而无声，“又”既不是声符又不是形符。

　　 二、割断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强制推行《汉字简化总表》，社会长期和繁体字隔绝，以致绝大多数的人不能辨识繁体字，不能顺利阅读古典文献。随着时间地推移，人们和古代汉语之间的阻碍将越来越大。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现代人就很难辨析“简”与“繁”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理解古代汉字的意义。简化字简化了汉字的笔划，同时也摒弃了汉字字形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例如：

　　后 会意字 甲骨文 象一只手掌放于嘴巴之上，表示发号施令之意，其本义是天子。 “后”字后来转移表示天子或君主的正妻。虽然“后”和“前後”的“後”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因为同音，《汉字简化总表》就把“后”和“後”两字合并。简化“後”字，保留“后”字。人们不知其中变化过程，往往误以为“后”是简化字，“後”是繁体字。因此，人们在写繁体字时出现“慈禧太後”、“後羿射九日”就很常见了。

　　 瞭 liǎo 形声字 以目为形、以尞为声，其义为眼珠明亮。诸如“瞭解”、“明瞭”、“瞭如指掌”、“一目瞭然”，人们可以从字形很容易辨析它们的意义。但是，《汉字简化总表》强行把“瞭liǎo”和“了”合并，简化“瞭liǎo”而保留“了”。于是，对于“了解”、“明了”、“了如指掌”、“一目了然”，人们从字形再也不容易辨析它们的意义了。更令人费解的是，“瞭liǎo”被简化了，而“瞭liào”(瞭望、瞭哨)依然保留。那么，“瞭liǎo”被简化不是多此一举吗？

　　 “西湖十景”中有一景叫“麯院风荷”。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记》解说：“麯院，宋时取金砂涧之水造麯，以酿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称‘麯院风荷’是也。”此处本来是酿酒之地，酒的醇香与荷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别有风味。现在却改成了“曲院风荷”，人们大概只能理解是唱曲之地，怎么也难以领略酒的醇香了。

　　 三、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 使用汉字的人数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使用汉字的区域遍及全球。中国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闭关自守，大量简化汉字，强制推行，其不良后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突现出来。台湾规定使用繁体字，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基本上使用繁体字，日本、韩国保留了繁体字。由于简化字数量太多，而且有些简化又缺乏规律，所以他们几乎把简化字当成了一门外国文字。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的差异阻碍了大陆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交往。特别是对于“一对多”的简化字，即使认识，也难以准确理解它的字义。因为“一对多”的简化，把几个本来字义根本不同的字合并成一个字，人们怎么能从字面上判断出它所表示的意义呢？例如：
周武王姓姬名发。是“发展”的“發”，还是“头发”的“髪”？

　　谷我士女，宜尔室家。是“山谷”的“谷”，还是“稻谷”的“糓”？
　　《李贺?追赋画江潭苑》：“秋垂粧细粟，箭箙钉文牙。”从“秋”怎能判断出它本来是“鞦”，是系在马身上的皮带？

　　 日本的“千葉”县，名称富有诗意。而我们只能译成“千叶”，“叶”在古代汉语中通“协”字，本为“和洽、和谐”之义。“千叶”和“千葉”的意义不是相差太远了吗？

　　 四、影响了电脑信息处理的应用和普及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脑运用已遍及全社会，“无纸化办公”也成为近期目标。但是，人们沉痛地感觉到，即使各种汉字输入软件纷纷问世，“繁简转换”已成为一道不可跨越的天堑。 “一简对一繁”比较单纯，而电脑对“一简对多繁”则束手无策。一个简化字却有多个繁体字和它对应，电脑无法确定。据估算，“一简对多繁”的关系（包括各种原因产生的繁体）有近1000对，在“繁简转换”中，电脑选择错误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人预言，电脑彻底解决“繁简转换”比地球人上火星还难。电脑“繁简转换”对于“一简对多繁”常常错误百出，例如：

　　一發（髪）千钧 鬍（胡）作非为 空糓（谷）幽蘭 随心所慾（欲）
　　子醜（丑）寅卯 北鬥（斗）七星 、範（范）仲淹、鬰（郁）逹夫

　　 五、《汉字简化总表》简化方式的各种缺陷：

　　 1、类推没有规律 某一偏旁在某些字中简化，在某些字中又不简化。例如：
“腦”、“惱”、“堖”简化成“脑”、“恼”、“垴”，而“瑙”却没有简化。
“劇”、“據”简化成“剧”、“据”，而“遽”、“醵”、“澽”却没有简化。
“療”、“遼”简化成“疗”、“辽”，而“僚”、“撩”、“燎”、“镣”、“缭”、“嘹”、“潦”、“獠”、“鹩”“瞭liào” 却没有简化。

　　 2、简化不统一 某一偏旁在某些字中如此简化，在某些字中又那样简化。例如：
“顱”、“鸕”、“瀘”、“鱸”、“艫”、“轤”、“壚”、“臚”、“櫨”简化成“颅”、“鸬”、“泸”、“鲈”、“舻”、“轳”、“垆”、“胪”、“栌”；
“爐”、“廬”、“蘆”简化成“炉”、“庐”、“芦”。
“讓”简化成“让”；“醸”简化成“酿”；“饟”简化成“饷”。“嚷”、“壤”、“攘”、“穰”、“禳”、“镶”、“骧”却没有简化。

　　 3、简化随意 不属于《汉字简化总表》的主要简化方式（类推简化、造字方式改变、更换形符、更换声符、草书楷化）也不属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例如：
邊—边 壓—压 禮—礼 獲—获 蘇—苏 倉—仓 辦—办 叢—丛 礙—碍 亂—乱 趙—赵 頭—头 龍—龙 劉—刘

　　 说到随意简化，再举一例证明。在简化“國”时，原计划把“囗”之中的“或”字改成“王”字，因为“國”字确实有这么一个异体字。“囗”表示范围，“王”是指诸侯，合起来表示“诸侯的封地”。但是又有人提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能用“王”在呢？于是有一位大人物说：“那就再加一点吧。”因此就简化成了“国”。

　　 汉字的第一次简化虽然有失有得，但是就推广而言，它是成功的。1978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不仅和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时间仅隔22年，而且不是继续以“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为简化的主要方式，而是缺乏规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简化字形，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用字混乱的现象。《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随后即被废止。国务院同时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运用。”
为适应社会需要，汉字还是必须简化，但是关键在于如何简化。可以肯定，不能因为减少笔划而导致字形面目全非。以往两次简化都致力于减少笔划，其理论依据是笔划繁杂影响书写速度。因此，“響”变成了“响”，“驚”变成了“惊”，等等。这些大幅度变形的简化字作为规范字运用，致使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文字和现代社会运用的文字难以联系（古文字专业研究人员除外），致使大陆与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的文字信息难以沟通。其实古人已经解决了“笔划繁杂影响书写速度”的难题，书籍、公文运用“规范字”（即楷书），平时书写运用“手写体”（行书、草书）。现在我们仍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规范字”和“手写体”同时并存。规范字运用于正式场合；“手写体”仅限于非正式场合使用。如：“盡”是规范字，“尽”是手写体；“長”是规范字，“长”是手写体。特别指出一点：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运用，汉字输入法的不断完善，汉字笔划的多少已经成为不必考虑的问题。
文字既服务于社会又依赖于社会，不论是简化还是繁化，都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减少笔划、减少文字，这是简化；增加笔划、增加文字，这是繁化。在文字数千年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现象始终同时存在。“星”字在甲骨文中原是三个“日”，现在只有一个“日”，这是简化；在甲骨文中只有“辟”字，但是后来又产生了“避”、“僻”、“譬”、“闢”等字，其实“辟”字原来就含有这些字的意义，这是繁化。简化的目的是追求书写简单，繁化的目的是追求词义明确。“艨艟”两个字并不需要我们去简化，社会已经把它们淘汰了。古人原先造了个“黏”字，后来又造了个“粘”字，原本是异体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却又分工都成为正字。1955年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强行把“黏”和“粘”作为异体字处理，废除了“黏”字。但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1988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又重新恢复了“黏”字。

　　 从现在直至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汉字的发展是以简化为主。其原因是我们所拥有的汉字太多了，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需要。由于数千年间没有国家强制性规范（秦始皇统一文字除外），况且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们造字、用字随心所欲，所以在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汉字。以《汉语大字典》为例，收字五万六千左右，其实还有不少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字排除在外。汉字的简化依赖两种方式：一是因为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被自然淘汰，它们属于“古用今废”字，只保留在古代的各种文献之中；二是国家强制性简化，例如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和1978年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无庸讳言，在对“汉字简化”进行反思的今天，如果再讨论修改《汉字简化总表》、补充类推简化、增补新的简化字，恐怕是不合适的。《汉字简化总表》已是木已成舟，根深蒂固，再作变动必定会造成社会用字混乱。现阶段汉字的简化在于精简汉字的用字数量，其作用与益处至少有两点：一是减少社会用字；二是利于文字信息处理。以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值得精简的汉字就为数不少。现阶段能顺利简化的汉字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知名度不高的生僻的地名 有一些地名用字极其生僻，除了作为地名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意义。这些地名又常常都是乡村的地名，使用范围非常狭小，况且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影响。由于这些用字极其生僻，除了本地人以外，人们基本上都不认识，各种汉字输入法也基本上不选用。因此，给当地的社会使用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已经用同音的常用字字取代了这些字。如：“gàn(上部是“洽”，下部是“甘”，)井沟”，四川省的地名；“筻口”，湖南省的地名。“畖底”，山西省的地名；“岜关岭”，广西的地名。这一类的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竟然数以百计。把这些生僻的地名精简掉，用同音的常用字取代，并不会给社会交际产生影响。

　　 实际上，我们曾经简化过一些地名，但是并不妥当。例如：“新喻”简化成“新余”、“大庾”简化成“大余”。“新喻”和“大庾”在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都是“县”“州”以上的地名，况且“喻”是个常用字，和“余”并不同音，“庾”也并不复杂。如此简化弊多而利少，后人怎么能把“新余”和“新喻”联系起来呢？


　　二、使用不广泛的正逐步消失的方言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之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方言词语，如：“āi(左边是“女”，右边是“矣”)jié(左边是“母”，右边是“也”)”，湖南省长沙市的方言，是祖母的意思；“kē（左边是“提土旁”，右边是“可”）垃”是土块的意思；“bāi（左边是“百”，右边是“立刀旁”）划”，是处理、安排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迅速进步，普通话的广泛推广，全国各地的方言正逐步被普通话同化、取代，现在的青少年正逐渐不会运用方言。大多数方言词都是生僻字，由于使用的范围极其狭小，所以一般不被常人认识。因为这些字是方言，所以在古代的书籍中一般都不使用。清除这些方言字，丝毫不会影响我们阅读古文。

　　 方言必然会被淘汰，精简方言字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被遗留的异体字 1955年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虽然其中有一些错误，把本来并不是异体字的字当作异体字淘汰了，譬如“凋”字被当作“雕”字的异体字淘汰了。但是，既然有第一批，就应该还有第二批。事实上确有不少的异体字还没有被淘汰。如 ：“鞌”是“鞍”的异体字；“慠”是“傲”的异体字；“岙”是“坳”的异体字；“犇”是“奔”的异体字；“蜯”是“蚌”的异体字。

　　 四、没有具体的意义，正逐渐被社会淘汰的字词。 有一些诸如助词、象声词等等，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虽然在某些地方的口语中或许还存在，但是正逐渐被社会淘汰。这些五花八门的字词还占据在《现代汉语词典》之中，必须彻底清除。如：“bān（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拜”）”，语气助词；“嘞”，语气助词；“lèng（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愣”）”，象声词；“qū（左边是“口字旁”，右边是“瞿”）”，象声词。

　　 简化读音，也是汉字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以往却被人们所忽视。简化读音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有效措施。现阶段能顺利简化的读音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清除地名异读的现象 为了对当地方言的尊重，所以某些方言竟然作为规范保留下来。因此造成了一字多音的结果，人为地给社会运用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如：济（jǐ）南；蚌（bèng）埠；铅（yán）山；泌（bì）阳。

　　 这些异读的地名为数不少。根据考察，当地人特别是青少年对这些地名并没有采用异读，而是说成常用读音，如济（jì）南；蚌（bàng）埠；铅（qiān）山；泌（mì）阳。

　　 二、清除因词义不同的异读,而这一类词义又属非常用义 因为词义、词性的不同而导致读音的不同，这是汉语特有的现象。譬如“难”字，读“nán”时是形容词；读“nàn”时是名词。但是在《现代汉语词典》之中，有些字在异读时所表示的意义却不常用，甚至消亡了，怎么还有必要人为的强制性的保留这些异读呢？如“朴素”的“朴”字，在“朴刀”（古代兵器）中读pō，在“朴树”（落叶乔木）中读pò；“黄陂”的“陂”字，在“陂塘”（书面语：池塘）中读bēi，在“陂陀”（书面语：不平坦）中读pō。

　　 对于清除异读，或许会有人顾虑古代的读音。其实古代的读音不应该影响清除异读的实施，现代人根本不必考虑古代的读音（古音韵专业研究人员除外），因为我们阅读古代文献主要依据的是字形和字义，再说现代的普通话究竟又保留了多少古音呢？

　　汉字简化毕竟是改革的方向。对汉字简化进行反思，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汉字简化提出新思路，是为了抛砖引玉、推动汉字简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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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5px]稿源：江西省教育厅网页([url=http://www.jxedu.gov.cn/bmgz/yywz/7773339/2006/12/4743.html]http://www.jxedu.gov.cn/bmgz/yywz/7773339/2006/12/4743.html[/url])[/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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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范一統 于 2007-8-21 09:32 编辑 [/i]]

简化字转繁体字的尴尬

简化汉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推行，到现在已满五十年了，现今六十岁以上的人，当年读小学时，学的还是繁体字，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已普遍学习简化字，越年轻的对繁体字越陌生、直至全不认识。一些古典小说、书籍不得不改用简体字重新排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简化字只限于大陆通行，香港、台湾及海外几千万华侨，以及部分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使用的仍是繁体字，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简体和繁体的接触交流频繁，产生原先意料不到的很多麻烦。人民日报等少数报刊不得不专门对外出版繁体字版，电脑上也有简体和繁体相互可以转换的软件，以便交流。 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海外人士和国内人士共处的场合，采用把部分变动较大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以利交流。这种权宜之计，带来了方便，也闹出不少尴尬笑话。

个人偶然接触到的就有“慈禧太后”转换成“慈禧太後”；“星转斗移”转换成“星转閗移”；“莫干山”转换成“莫幹山“；“九亿神州尽舜尧”转换成“九亿神洲尽舜尧”；“万里长征”变成“萬裏长征”。“欲穷千里目”变成“欲穷千裹目”。在《李清照》电视剧中，演员把陆游诗句“五千仞岳上摩天”写成“五千仞狱上摩天”；一位书法家，给河南朱仙镇岳飞庙题字，误以为岳是简化字，特意把它恢复成繁体“嶽飛”；有些年轻的书法家，为了显示使用繁体，常常弄巧成拙，把“谁云”写作“谁雲”，有时又把正确的“白髮”，错写成“白發”。[color=red]书法家如果没有汉文化的根底，光练简化字，不注意兼谙繁体字，一旦需要简繁转换，临渴掘井，随便找个对应的同音繁体字转换，是一定要陷于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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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发行一百张限额的“百年书签”，印刷精美，成为海内外校友争购的珍藏品。谁知竟然也有好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别字，如““桃李芬芳”错成“桃李纷芳”；“直挂云帆济沧海”错成“直挂云帆济苍海”；“坐拥书城，富甲一方”错成“座拥书城富甲一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错为“读万卷书，行万裏路”。偏偏在这套负责编辑人员名单中，列出主编4 名、设计2 名、主摄影2 名、责任编辑1 名、监制 3 名，出版人2名，电脑制作者3名，共计15名（除去重复者）之多，大家都不愿失此流芳百世的好机会，结果却留下了尴尬。

简转繁所引出的这些尴尬，常常成为报刊文章指摘、讽刺的谈资，公正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错写的人，当初制订简化字的专家们，也难辞其咎。汉字的简化本来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起源于民间，而非官方和读书士人。如《三国演义》流行以后，明朝民间手抄本，即把劉備、闗雲長、張飛简化为刘备、関云长、张飞。五十年代第一批简化字即吸收了民间这些现成的简化字（関又进一步简化为关），因为是历史流行的传统，约定俗成，并不使人感到突然。如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用行政手段颁布推行一批“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未经过历史的实践考验，即使通过学校教育、报刊发行，造成畅行无阻的局面，看来已经成功，实际上埋下了各种矛盾。比如海内外交流的隔阂问题，现代和古代文献的沟通问题，繁体古诗词的简化困难问题，以及简体繁体的转换问题等。

[color=red]简化字的设计和推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急于求成，用行政手段推行本身，即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一时的成功，带来长时期纠缠不清的矛盾和麻烦。二是简化理论的缺陷。简化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凡是规律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约定俗成恰恰是个需要时间考验的过程，所谓欲速则不达，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color][color=red]推行简化字的理论错觉之一，是认为文字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繁趋简，加速简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殊不知文字发展的趋势是遵循着从简趋繁和从繁趋简这两个相反相成、矛盾统一的规律，并不只是单方向的从繁转简。从简趋繁，增加笔划，才能创造大量新生字，以满足日益增长表达的需要；反之，听任笔划过多，不予简化，就会日益繁复累赘。有人专门研究从甲骨文到现代的文字演变历史，发现从简趋繁的字竟然多于从繁改简的字，与简化字的理论恰恰相反。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笔划太少，不可能拼造出很多的字来，所以五划以下的字在全部汉字中，不论简体、繁体都只占极小的比例；反之，笔划在20划以上的繁体字（或简体字）在全部汉字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不论繁简，都以9—15划之间的字数为最多，这是汉字的特点。现行简化字，着意于简省笔划，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如“設”简为“设”（从11划减为6划），孤立地看，简省得多了，可是在常用的词组里，“我设法解决”，很容易错看或错排印为“我没法解决”。汉字同音字太多，主要籍字形区别，因简化而把字形混淆，是降低了汉字的优点。又如“里”，专指里程，以里为声符构成的字有理、狸、鲤、锂、俚、埋、裏、裡等，简化字用里代替裏（裡），两者意义不同，一带需要转换，便出现上述“万裏长征”、“欲穷千裹目”的笑话。

[/color][color=blue]简化字理论的错解之二是混淆了看字和写字的区别。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看字（书籍、小说、报纸、杂志、广告、影视等）的时间远远多于写字的时间，即使是作家恐怕也不例外。看字和写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看字要求字体印刷清楚，不要出现错别字、混淆字最为重要。汉字是方块矩阵形的，使用的视力是“聚焦”式的，看“机”和“后”，与看“機”和“後”所化的时间目力同笔划多少无关（英语的拼音字是线形的，视力是扫描的，所化的时间因字的长短而异）。可是看“设”和“没”，“汁”和“计”，“仑”和“仓”，“论”和“伦”，“儿”和“几”，“开”和“井”，“条“和“各”，“乔”和“务”，“归”和“旧”，“历”和“厉”，“广”和“厂”，“风”和“凤”，“虏”和“虑”等，由于简化后字形相似，无形中需要目光稍停，鉴别一下，以免弄错。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考虑到。海外人士对简化字最感到头痛的正是这些字。而看“設”和“没”，“倫”和“論”，“鳯”和“風”，“倉”和“侖”，“歴”和“厲”等，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

简化理论所忽视的又一事实是，汉字的手写和印刷是两回事，印刷体与笔划多少无关，手写体汉字，除特别场合需要笔划端正，日常应用的文字如信件、稿子、笔记等，并不需要端端正正，一点一划地写。用行书以至行草都很方便，试看历史人物遗留的手札或现代人的通信文字，用的都是行书，任何笔划多的繁体字，手写时都变成连贯优美的线条。识字、认字、写字是个教育普及的问题，而非汉字本身的问题。
[/color]以上所说，并非主张恢复繁体字，这里只是对半个世纪以来过快地推行简化字，给予历史的
回顾和述评。简体转繁体的麻烦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为今之计，正如一些专家所倡的，可以考虑“识繁写简”，即在小学课本里、中小学生字典里，在简体字旁附上繁体，老师不教，也不要求学生写，让学生在捎带接触中，有个印象就可。这样一来，以后学生如有机会看到繁体“歴”、“鳯”等字，就自然而然想起它是“历”、“凤”的繁体。

作者游修龄，载《深圳特区报》2003，1，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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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繁与简——原广州市委书记欧初忆一次上书建议

   　　1997年，任仲夷等老同志曾经上书中央，就汉语的繁、简问题提出了看法。11月6日《羊城晚报》刊登胡区区、吴小攀对原广州市委书记欧初的访谈文章，叙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欧初回忆说，1997年的时候，我们在增城参加一个活动，其间谈起文字改革的事，我们对文字改革是非常赞成的，但觉得一些具体的做法不是很妥当，即规定一律不准用繁体字，违反了就罚钱，包括街上的招牌、信封等等。那时，我们觉得这个做法欠妥之处在于，如果太过于千篇一律，会有几个害处：
　　　一，影响与境外的交往，港澳台和海外华人都还在使用繁体字；
　　　二，浩如烟海的古籍可能会消灭，没人懂得看；
　　　三，浪费巨大，“粤海地产”为了改一个繁体字就得花费十多万元；
　　　四，对历史上的典故很难解释，一些旧招牌如“莲香楼”，毛主席也写了很多繁体字，就没法改。

　　　据查，有关规定中就有一条：已故领导人的字可以不改；现任的领导人的字可以暂时不改。我们觉得这不合适。后来，由我起草了上书，任仲夷、吴南生、杨应彬、关山月等人分别签字。1997年4月6日我们把信寄给当时的总理李鹏，几天后，李鹏办公室的答复回来了，说已经看到信了，关于文字改革方面的情况，李鹏同志很重视，已经批示李岚清同志过问这件事，并且协同国家文字委员会研究办理。后来，据说江主席来广东，谢非问他看没看到几位老同志有关文字改革的上书，他说看到了，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我们的意见大概是起了作用了。

　　语言或文字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改革，这个我赞成。但在改革中，周总理提出的方针也是对的：约定俗成，一定要等到比较成熟了，大家都习惯了，推行改革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文字、语言的统一还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统一，维系民族的团结。所以，文字的改革要非常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