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馀

[font=黑体][size=4]●邹福保序[/size][/font]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专以著作传，而著作亦为振古以来所未有。所辑《日知录》，孤怀闳识，殚见洽闻，国史本传称之为“精诣之书”。然止云三十卷。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数之外，此四卷又溢出于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欤？余维自古磊落奇伟之士，其绪论足以扶世翼教者，虽残编断简，至一句一字之微，後之人往往掖拾而珍惜之。惮流传至于千百祀之久，况乎道德文学经济气节岿然推昭代儒林之冠，而觥觥乎为经师、人师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乎人之甄采遗佚，而不忍使其磨灭于尘蠢中也。

　　余尝谓先生之学卓然成大家，足与前代之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诸公相颉颃。厥故有二：一多读人间有用书，一多交海内益友。凡群经诸史、金石图篆、文编说部有关于历代掌故、国家典制、天文舆地、河漕兵农之属，咸悉心研撢，穷极根底，因原竟委，考正得失。生平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出行挟以自随，有疑则发箧对勘。此所以洞烛今古，本本原原也。加以足迹半天下，所交皆巨人长德，虚怀若谷，广益集思，其学究天人，如王阐熟精《三礼》，如张尔歧旁参互证，如阎若璩博闻强记，如吴任臣读尽有字之书，如朱彝尊专精六书之业，如张绍能包他人之所有，并能拓他人之所无，又与傅山，李容，归庄、七宏撰诸君子或辨析道义，或切刺名理，往复商榷，取法者精，是以所诣愈峻，敛华就实，经世淑身，而不为虚憍诡异之说，是足多已。嗟乎！时至今日，儒术衰微，卮言纷纷遍华夏，几不知正学为何事。有心世道者，侧身环顾，愀然有忧思焉，以为当世不见先生，亦不复知有先生矣。犹赖圣明在上，表章潜德，诏举先生从祀文庙两院，凡薄海内外贤士大夫之闻风者，私相庆慰，俱憬然于斯道垂绝，尚有一线留贻，奉先正之典型，挽狂澜于既倒，不可谓非吾党之幸也已！

　　此编余于家藏旧书中检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见，重写授梓，以广其传，世之瓣香《日知录》者，得此益窥全豹，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杂著十种》及诗文集等，至今风行字内，家有其书。并闻《利病书》之原稿，曾经先生于简眉册尾手自细注者，尚存昆山祠堂中，可得披览。此外未刊之《肇域志》稿，或云藏洪琴西观察家，然未及睹。又《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义门曾于东海相国所偶见一帙，而世无传本，存否难知。又《皇明修文备史》四十帙，中间所辑书七十五种，皆有明一代之事，盖先生当时有志于明史，而未暇成书者。乾隆时，武进赵亿孙曾得抄本，今亦不知何往。呜呼！吾吴不乏劬书耆学之君子，有注意于乡邦文献、搜遗订坠者乎？采访雕镌，匪异人任，能令先生未经传播之书，一一长留于天地间，区区之心，不胜大愿。

　　抑犹有说焉，先生乃我苏之乡贤也，郡城中应有专祠供奉栗主，以行春、秋之祭祀，以为邦人士之师资。余怀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窃自愧恨；桑梓馨香之报，其安能无望于後之来者乎！

　　宣统二年庚戌秋七月乡後学元和邹福保谨序
　

●原序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自其少时鼓箧读书，规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长，虽欲学而无及。间有豪隽之士，不安于固陋，而思崭焉自见者，又或采其华而弃其实，识其小而遗其大。若唐荆川、杨用修、王弇州、郑端简，号称博通者，可屈指数，然其去古人有间矣。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先生著书不一种，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廖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欲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是书也，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耒少从先生游，尝手授是书。先生没，复从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缮写成帙，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大学士徐公立斋谋刻之而未果。二公继没，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携至闽中。年友汪悔斋赠以买山之资，举畀建阳丞葛受箕，鸠工刻之以行世。

　　呜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言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康熙乙亥仲秋门人潘耒拜述

　

●叙

　

　　叙曰：自明体达用之学不修，后生钜材日事纂述，而鸿通瑰异之资遂率隳败祠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汉时经术修明，贤哲著书，大都采择传记百家，论说时政与己志而已。魏晋已降，著录始广。唐以后遂歧分为数家，其善者自典章经制文物度数以及佛老之书，徼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损益、巨细本末，号称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诸身心，达于政事者，不数觏焉。

　　昆山顾亭林先生，质敏而学勤，谊醇而节峻，出处贞亮，固已合于大贤。虽遭明末丧乱，迁徒流离，而撰述不废，先后成书二百余卷。闳廓奥赜，咸职体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经史之微文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至于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漕运、盐铁、人材、军旅，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其余考辨亦极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传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岂非善成其鸿通瑰异之资，而毕出于体用焉哉。元明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讲说经世之事者，则又迂执寡要。先生因时立言，颇综核名实，意虽救偏，而议极峻正，直俟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晓然于儒术之果可尊信者也。

　　汝成钻研是书，屡易寒暑。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阎徵君、沈鸿博、钱宫詹、杨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讨论既夥，不能无少少渗漏，四家引申辩证，亦得失互见，然实为是书羽翼也，用博采诸家疏说传注名物古制时务者条比其下。伏处海滨，见闻孤陋，又耆硕著书富邃，而义无可附，则亦阙诸。窃虑踳驳，有逾简略。呜呼，学识远不逮先生毛发，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体用具在，学者循其唐涂，以窥贤圣制作之精，则区区私淑之心，识小之指，或不重为世所诟病者矣。书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释条目、诸贤名氏里爵，具列于后，而辄著其大指于篇。

　　先生著述闳通，是书理道尤博，学术政治皆综隆替，视彼窾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吴江潘检讨刻于闽中，流行既久，刊劂多讹，潜邱诸君皆有校正。今兹集释即缘为权舆，复广加钩析，脱字既增，误文亦削。诸君别著，论纂虽殊，指意可并，则亦附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石经考》、《五经同异》、《音学五书》、《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菰中随笔》等书，凡藉参稽，亟为决择；若异径庭，不引诠训。至汉唐及明经史传纪诸子杂家，皆先生博综穿穴，兹更无事骈枝。凡所称引，率断自先生同时及后贤所述。

　　先生问学浩博，论说深远，专综大纲，或忘识小。诸家辨驳，其无关闳旨者勿论；间有异同，转滋歧舛。用援郑诂《礼经》、颜注《汉史》之例，拾遗元文，参以私测，更列众言，加之融释。

　　诸经训纂，众史传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随先生所录疏明。至义类所触，或摭实略虚，或舍新徵旧。又逸书别史、诸子百家，分见少殊，援引斯异，亦随所列之文、所据之本，略事钩甄，以祛抵滞。

　　先生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举措更张，言尤慨切。第世异盛衰，则论贵参伍，求栋买毂，何殊区霚。爰竭颛愚，略疏偏激，不为掉罄，间陈一孔，虽会几深，终惭和缪。又先生留心时务，奏议文书事关利害，皆入简编。今有发明，广为采厕。著书诚尚雅驯，立说亦争要领。或节录其篇，或咸登其论，理势恐失其真，辞气多仍其笔，亦准全书，惟求实事。至于词原曲喻，隐多未正，既辄舛驰，阙疑云尔。

　　世嬗岁迁，学者辈出，参考古今，蔚成宏杰。其论治体要道、经术文章，器识虽殊，穿并则一。间著名理，有出先生论述外者，既综疏列；至于考证诸家，意主搜罗，凡所引称，时至缴绕，今入注文，但取证明，奚事炫博，辄加删节，归诸简核。若语有繁略，理无醇疵，既列其凡，不广附丽。

　　疏说既繁，主名难一；氏族不署，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异存亡，须分著录。始辑注文，但称某氏，惟氏同则殊以官，谥同则加以地。其他区异，旨亦准斯。至同时材哲，则概著其名，事取标题，义无轩轾。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别，兼获师承，宜谨书策。少变其文，复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贾逵之说，书官以尊；康成治诗，重毛公之贤，称笺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吴江人。康熙间举博学鸿词，官检讨。元删录本，通行刊本。

　　阎氏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康熙间举学鸿词。元校本。

　　杨氏名宁，字简在。江阴人。拔贡生，官知县。元校本。

　　沈氏彤，字冠云。吴江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元校本。

　　钱氏大昕，字晓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校本。

　　谈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诺，字君信，一字石庄。石门人。举人。

　　王处士锡阐，字寅旭。吴江人。

　　张氏尔岐，字稷若。济阳人。

　　陆氏世仪，字道威。太仓人。

　　唐氏甄，字铸万。夔州人。举人，官知县。

　　陆清献陇其，字稼书。平湖人。进士，官御史，从祀庙庭。

　　魏鸿博禧，字冰叔。宁都人。康熙间举博学鸿词。

　　李文贞光地，字晋卿。安溪人，官大学士。

　　徐司冠乾学，字原一。昆山人。进士。

　　朱检讨彝尊，字锡鬯。秀水人。康熙间举博学鸿词。

　　慕氏天颜，字鹤鸣。静宁人。进士，官漕运总督。

　　储大令方庆，字广期。宜兴人，进士。

　　严太仆虞惇，字宝成。常熟人。进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溪人。官编修。

　　方侍郎苞，字灵皋。桐城人。进士。

　　惠侍读士奇，字天牧。吴县人。进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兴人。

　　王给事命岳，字伯咨。晋江人。

　　陈氏启源，字长发。吴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进人。

　　邱氏嘉穗，字秀瑞。浙江人。举人。

　　陈庶子迁鹤，字介石，安溪人。

　　杨编修绳武，字文叔。吴县人。

　　顾司业栋高，字复初。无锡人。

　　陈文恭宏谋，字汝咨。临桂人。官大学士。

　　陈总兵伦炯，字资斋。同安人。

　　曹给事一士，字谔庭。上海人。进士。

　　汪氏师韩，字抒怀。钱塘人。官编修。

　　柴氏绍炳，字虎巨。仁和人。

　　谢中丞敏，字肃斋。武进人。

　　陈通政兆仑，字句山。钱塘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庶吉士。

　　全氏祖望，字绍衣。鄞县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

　　陈鸿博文靖，字位山。当涂人。乾隆初举。

　　乔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进士，官巡抚。

　　裘文达曰修，字叔度。新建人。进士，官尚书。

　　宫氏献瑶，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兴人。进士。

　　姚氏范，字南青。桐城人。官编修。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卢氏文弨，字绍弓。余姚人。侍讲学士。

　　陆中丞耀，字青来。吴江人。举人。

　　庄侍郎存与，字方耕。武进人。进士及第。

　　王氏鸣盛，字凤喈。嘉定人。光禄寺卿，进士及第。

　　黄氏中坚，字震生。吴县人。

　　戴氏震，字东原。休宁人。庶吉士。

　　赵氏翼，字云崧。阳湖人，贵西兵备道，进士及第。

　　姚刑部鼐，字姬传。桐城人。进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龄。

　　杨侍郎永斌。

　　王上舍应奎，字柳南。常熟人。

　　孙氏志祖，字颐谷。仁和人。进士，官御史。

　　惠氏栋，字定宇。侍读子。

　　凤氏韶，字德隆。江阴人。岁贡生。

　　朱氏泽沄，字止泉。宝应人。

　　钱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庆初举孝廉方正。

　　梁氏玉绳，字曜北。钱塘人。

　　汪明经中，字容甫。江都人。

　　刘学博台拱，字端临。宝应人。

　　庄大令述祖，字葆琛。阳湖人。进士。

　　庄氏绶甲，字卿珊。大令子。

　　钱学博塘，字岳源。嘉定人。进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阳湖人。官编修。

　　桂氏馥，字未谷。曲阜人。进士，官知县。

　　孙兵备星衍，字渊如。阳湖人。进士及第。

　　凌氏廷堪，字次仲。歙人。进士，官教授。

　　雷氏学淇，字介庵。直隶通州人。进士。

　　张大令云璈，字仲雅。钱塘人。举人。

　　陈同知斌，字白云。德清人。进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举人，巡抚，左迁布政使。

　　刘氏逢禄，字申受。武进人。进士，官礼部主事。

　　陆学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异之。上元人。举人。

　　沈明经宇，字启大。嘉定人。

　　刘明经开，字孟涂。桐城人。

　　严氏如煜，字乐园。溆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学博钦韩，字文起。举人。吴县人。

　　阮阁部元，字伯元。仪徵人。今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

　　陶宫保澍，字云汀。安化人。进士，今官兵部尚书，两江总督。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莹，字石甫。桐城人。进士，今官江苏知县。

　　周济，字保绪。荆溪人。进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举人，今官内阁中书。

　　张生洲，字渊甫。吴江人。举人，今官教谕。

　　谢占壬，字◎◎。宁波人。

　　施彦士，字朴斋。崇明人。举人，今官知县。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进士，今官知县。

　　左暄，字春谷。经县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后学黄汝城叙录

●卷一

　

　　○书法

　　晋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观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也。象形者，‘日’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者，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为‘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其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说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文，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徒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涎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简理不如淳也。……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壁书，过观者以酒雠，计钱足而火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札。梁鹄乃益为判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札，鹊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少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书而後练之，临池学书，他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犹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盂颍、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异，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汉时策书，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称皇帝以名，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赐策。其异者隶书，用尺一木，两行而已。

　　○隶书

　　《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爱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爱历》、《博学》三书，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师古曰：复，重也）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韦昭曰：臣，班固自谓也。作十三章，后人不别，疑在《苍颉》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庾肩吾《书品序》：“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程邈变篆为隶，楷则有常。後代作文随时改易，卫宏官书数体，吕忱或字多奇，钟、王等家以能为法，致今楷文改变，非复一端。”

　　《南齐书·刘休传》：“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隶法，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休始好此法，至今此体大行。”

　　《梁书·萧子云传》：“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彻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可见钟、王之字即是隶书。）

　　《後魏书·江式传》：式表云：“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氏《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水经注》：“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岂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诸桁榜题皆是式书。”

　　刘勰《文心雕龙》引庾肩吾《书品》：“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圣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书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北齐书》：“赵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书，”（可见不草即是隶书。）

　　晋成公绥《隶书体》云：“虫篆既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是则篆、草之中惟有隶也。又云：“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是八分虽别一体，亦谓之隶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则後人之名为楷者，从此出矣。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後》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人隶字中，发人意气。”

　　《宣和书谱》：“为八分之说者多矣。一日东汉上谷王次仲以隶字改为楷法，变八分。此蔡希综之说也。一曰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谓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语也。（《庄子》：“丁子有尾。”世人谓右行曲波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扬慎曰：观此、则庄子之时已有八分书，不始于王次仲矣。）前世之善书类能言其书矣。然而自汉以来，至于唐千百载间，金石遗文之所载，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则八分书始盛，其典型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不古不严，岂在唐始有之那？杜甫作《八分歌》，盛称李潮、韩择木、蔡有邻，是皆唐之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则希综、蔡邕之论安在哉？盖古之名称与今或异，今所谓正书，则古所谓隶书；今所谓隶书，则古所谓八分。至唐则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名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者，非古之所谓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张彦远、曰贝冷该、曰于僧翰、曰释灵该，是四子俱唐人，则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诏後世云，”

　　《金石录》：“右《东魏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庚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正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举世凡汉时石刻皆目为汉隶。有一士人力主此论，余尝出汉碑数本问之：何者为隶？何者为八分？盖自不能分也。因览此碑，毅自题为隶书。故聊志之，以法来者之惑。”

　　《老学庵笔记》：“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乃今真书。赵明诚《金石录》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钟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

　　《项氏家说》曰：“程回可父辨隶书曰：周兴嗣《千字》：‘杜稿钟隶。’萧于云启云：“论草隶，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价《五体序》云：‘篆则科斗、玉筯、垂露、薤叶，隶则羲、献、钟、庾、欧，虞，颜、柳，八分则酌乎篆，隶之间者。’《书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于是为八分书。’以诸家参之，则今之称隶者，乃二八分书；古之称隶者，真书，行书也。唐与国初并无此误，自欧阳以来始误。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当为小楷，疑非秦书。盖不知先有真书，後有八分书也。黄公绍曰：‘按《唐六典入校书郎正字所掌字体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玺、旗幡所用；四曰八分，石经、碑碣所用；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则程说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唯铭刻之阴或用隶字也。许昌辨臣劝进与受掸坛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乃今正书耳，世俗亦往往谓之隶书，且相尚学焉。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邪？”

　　《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苍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曰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知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洪适《隶释》云：“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知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唐张怀瓘《书断》云：‘蔡邕八分入神，隶入妙。’又云：‘张昶八分碑在华阴，今华山所存汉碑凡四，华亭一碑乃昶分书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时官务稍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汉和帝时，贾鲂用隶字写《三苍》，隶法由兹而广。盖八分为小篆之捷，其赞八分则曰：‘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其赞隶则曰：‘摧锋剑析，落点星垂。’详其说而察其字，则孙根及华亭碑为汉人八分无疑矣。唐人自称八分，盖有自来，考古博雅之士更为辨之。”

　　《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赵古则《学范》曰：“隶即汉八分，真即汉隶，古今传习异辞，始随常名，使人易晓。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补笔谈》曰：“今世浴谓之隶书者，只如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後也全变……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後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陈苍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光《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1111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元吾邱衍《学古编·辨字》：“一曰科斗书，科斗书者，苍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是也。画文象虾蟆子，形如水虫，故曰科斗。二曰籀文。籀文者，史箱取苍颉形意配合为之，损益古文，或同或异，加之铦利钩杀，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书者，比籀文体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谓之八分小篆也。既有小篆，故谓籀文为大篆。四曰秦隶。秦隶者，孙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矣。或言秦未有隶，且疑程邈之说，故详及之。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八分与隶，人多不分，故言其法。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为最後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异。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敷。七曰款识，款识文者，诸侯本国之文也。古者诸侯书不同文，故形体各异。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学者取款识字为用，一纸之上，齐、楚不分，人亦莫晓其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举曰：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

●卷二

　

　　○禁烧金

　　宋开宝四年，诏：“西汉法，作伪黄金弃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闻京城之内竞习其业，转相诳耀，此而不止，为盗之萌。自今犯者，并置极典。”

　　○禁销金银箔

　　魏齐王正始元年，诏曰：“《易》称损上益下，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

　　《齐书》：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太祖辅政，上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箔。海陵王延兴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织成金之禁。

　　《陈书》：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于，诏曰：“朕临御区字，抚育黔黎，方欲康济浇薄，蠲省繁费，奢僭乖衷，实宜防断，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彩花之属，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者，并伤财废业，尤成蠢患，并皆禁绝。”

　　《唐六典》有十四种金：曰销金，曰拍金，曰镀金，曰织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搂金，曰捻金，曰战金，曰圈金，曰贴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货志》：“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未者众，不宜诱之。’景佑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舆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窃惟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倘纵销释，实为虚费。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惮上市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尊像者，据申三司，听自资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从之。二年，诏申禁熔金以饰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逸言：“两浙僧求丐金银珠玉，错末和泥，以为塔像，有高褒丈者。毁碎珠玉，浸以成俗，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从之，七年，禁民间服销金及跋遮郍缬。八年，诏内庭自中官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断禁。臣民旧有者，限以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银假果、花枝、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徐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纪》：“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饰佛像。”合而观之，古来用金之费可知矣。

　　《西湖志馀》：“金箔，销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严禁不可。乃今民间首饰，衣裤、器用。文轴。榱题，多用涂画，岁糜不赀。大中祥符间，杭州周承裕私炼金为箔，郑仁泽市千枚转鬻他州，事败，全家徒配，转运使陈尧佐言：‘仁泽情同罚异，不可惩奸。’乃定转卖者减造者一等，著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版，每京尹初上，辄示之。”

　　《元史·奠李传》：“贾似道怒李，喉其党临安尹刘良贵诬李悟用金饰斋匾，锻炼成狱，窜漳州。”

　　陆深河《汾燕闲录》曰：“世间糜费，惟黄金最多。自释、老之教日盛，而寺观装饰之侈靡，已数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往不可复者。东坡见後世金少，以为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此何言欤？按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尚有六十万斤。莽藉汉基，富有天下，固应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万斤，至燕王刘泽，一赐田生亦二百斤。何汉世之多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馀黄金尚有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金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王莽传》：“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匾，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

　　○禁造铜像

　　《宋书·夷蛮传》：“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寺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抵，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後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院悉没入官。’诏可。”

　　○禁造铜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

　　《代宗纪》：大历七年十二月王子，禁铸铜器。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

　　《宪宗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钱少，禁用铜器。

　　《文宗纪》：开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谓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则扰人，但禁铜器，斯得其要。”

　　○禁铜不过岭南

　　《唐书·宪宗纪》：元和四年，禁钱不过岭南。穆宗时，韩愈奏状亦言禁钱，不得出五岭。

　　○禁用铜钱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诏禁用铜钱。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十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言。

　　○禁断新钱

　　《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三月王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颜竣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渭之蜒环钱，人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不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太宗初，惟禁鹅眼、蜒环，其徐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

　　○禁金银

　　《实录》：“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银涂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断金银涂。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诏曰：“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

　　○禁铜钉

　　《宋书》：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丧事用铜钉。

　　○禁销钱为佛象

　　《旧唐书》：“敬宗宝历元年十月庚于朔，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象者，请以盗铸钱论。’”

　　○禁毁钱为铜

　　《宋史·宁宗纪》：“开禧二年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

　　○禁兵器

　　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扩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光禄大夫吾邱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阵。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捡敝，巧诈并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咸怯，苟以得胜为务，不顾义理。故机变械饰，所以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堕名城，杀豪杰，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储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材，兴学宫，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矢之过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执？执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好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屈服焉。

　　《旧唐书·郑惟忠传》：“中宗即位，擢拜黄门侍郎。时议请禁岭南首领家畜、兵器，惟忠曰：‘夫为政，不可革其俗习，且《吴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扰那？’遂寝。”

　　元世祖中统三年三月，谕诸路，禁民间私藏军器。

　　四年二月，诏私造军器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

　　七月戊戌，诏弛河南沿边军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边城军器之禁。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禁河以东无得乘马。

　　炀帝大业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钻刃之类，皆禁绝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丁亥，诏内外诸军，除木枪、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间兵器，犯者验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军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人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者，悉输于官。

　　二十六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赣、河南、广东、福建以禁兵弓矢，贼益发，乞依内郡例，许尉兵持弓矢，从之。

　　三十年二月，申严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严汉人执弓矢、兵杖。

　　仁宗皇庆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汉人持弓矢、兵器田猎。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夹弩铠，徙西海。

　　杨氏据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薄京兆卢枢上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金太宗天会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军帅司请禁契丹、奚、汉人夹兵器，诏勿禁。

　　元顺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弹弓、弩箭、神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而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丽人执持军器之禁，仍令乘马。戊子，汉人镇遏生蕃处亦开军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间藏军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广东、福建。浙江等处军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军；造者本身与匠俱论死；其知情者亦连坐之。

　　○禁饧

　　《宋书·颜竣传》：“时岁旱民饥，竣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

　　○禁车牛入都

　　後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卢损请止绝天津桥车牛往来中道，两头下关，驾出即开。两旁之路士庶往来，其车牛并浮桥路往来。

　　《清波杂志》云：“旧说沛都细车前列数人，待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壒蓬勃。”

　　○禁牧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

　　永乐元年七月丙戌，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民不得私畜故也。汉文、景时，闾里有马千百为群，民有即国家之有，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皆畜马，官府不得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几马渐番息，”

　　○禁马

　　《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鹰鹞

　　魏高祖延兴五年四月，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

　　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诏公私禁取鹰鹞。

　　○禁绢扇

　　《晋书》：安帝义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绢扇及樗蒲。

　　○禁番香

　　《广东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礼部为禁约事。奉圣旨：‘沿海军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有伤良民，尔礼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钦止。’除复奏外，今将圣旨事意备榜条陈，前去张挂，仰各遵守施行，须至榜者。一，祈神拜佛所烧之香止用我国松香、柏香、枫香、黄连香、苍术香、蒿桃香水之类，或合成为香，或为末，或各用，以此为香，以表诚敬，盖上香之说，上古本无降神之礼，焚萧艾以展其诚。近代凡有祷祈，事主升坛，动辄然香在前。为何？恐人身垢秽。香不过辟秽气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为香？只我中国诸药中有馨香之气者多，设使合和成料，精致为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祷祈用，有何不可？一，茶园马牙香虽系两广土产，其无籍顽民多有假此为名者，夹带番香货卖。今後止许本处烧用，不许将带过岭，违者一体治罪。一，檀香、降真茄兰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罗斛香、粗柴香、安息香、乌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结香，并书名，不书番香，军民之家并不许贩卖存留，见有者许三个月销尽。”

　　《困学纪闻》：“取萧祭脂，曰‘其香始升，为酒为醴’。曰‘有泌其香’。古所谓香者如此。韦雕《五礼精义》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曰：梁天监初，何佟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议一也。考之殊无依据，开元《开宝礼》不用。’”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人贡，而沿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市。命礼部申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以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个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香，柏香、枫香、桃香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彼土人自行检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诸香不得出境

　　○禁卖室石

　　《元史·脱欢传》：上疏言：“国以善为宝，凡子女玉帛、羽毛齿革、珍禽奇兽之类，皆丧德丧志之具，今复回回诸色人等，不许资主人卖，以虚国用。违者罪而没之，如此则富商大贾无所施其奸伪，而国用有蓄积矣。”

　○禁瓷器

　　《实录》：“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宫样青花自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约两京及江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自地青花瓷器卖与外夷使臣。”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禁茶

　　《金史》：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馀，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食者，以斤两定罪赏。

　　元光二年，省臣奏：“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馀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值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财三十馀万也，奈何以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现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馀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钱一万贯。

　　○禁酒

　　《周书·酒诰》：“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触乃事，时同于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时，复禁民酤。

　　汉兴，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後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酤酒。

　　顺帝汉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兴二年九月，诏曰：“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螽挛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定。”

　　献帝建安中年，饥兵兴，曹公表制禁酒。

　　蜀先主时，以天旱禁酒，酿者有刑。

　　晋孝武帝大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难，敕平、开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岁饥禁酒。

　　义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执榜询者相属，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治卖之家废业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凭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炉专利，乃更倍售，从其酤卖，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

　　前赵刘曜，命民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

　　後赵石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用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断酒。时扬州诸郡大水，扬州西曹主簿沈亮以为酒糜谷，而不足疗饥，请权禁止。诏从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江西并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开酒禁。

　　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曰：“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诸方始熟，可权断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酗讼，或议国政，故一切禁之。

　　献帝即位，开酒禁，吉凶宾亲各有程日。

　　正光後，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斜，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把，依式供营。远善客使，不在限断。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师酤酒。元象元年四月，开酒禁。

　　北齐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王申，以年谷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统五年十月王戌，诏禁造酒。

　　武平六年闰八月辛巳，开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闰月，诏曰：“酒醪之用，表节制于欢娱；刍豢之滋，致肥甘于丰衍。然而沉涸之辈，绝业亡资；情窳之民，骋嗜奔欲。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宁，年数不登，市肆腾贵，趋末者众，浮沉尚多。肴羞曲蘖，重增具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内诸州官民，俱断屠酤。”

　　《通典》：唐贞观六年，诏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乃有堕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危身败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兹敝俗？可先录《乡饮酒礼》一卷，颁行天下。每年令州县官长，亲率长幼，依礼行之。庶乎人识廉耻，时知敬让。”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麦贵，断酤酒。

　　玄宗开元二年十一月，以岁饥，禁京城酤酒。

　　肃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诏曰：“为政之本，期于节用。今农功在务，廪食未优，比闻京城之中，酒价尤贵，但以曲蘖之费有损国储，游情之徒益资废业。其京城内酤酒即宜禁断。麦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禄供进祭把及宴善客外，一切禁断。

　　代宗宝应二年三月，以泰陵、乾陵发引，诏禁酣酒。

　　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止。

　　辽兴宗时，禁职官不得擅造酒糜谷。有婚祭者，司给文始听。

　　金熙宗天会十三年正月甲戌，诏公私禁酒。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饮酒，犯者死。三国人使燕饮者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单贞、益都尹京、安武军节度使爽、金吾卫上将军阿速饮酒，以近属故，杖贞七十，炼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诏猛安谋克之民，今後不许杀生祈祭。若遇节辰及祭天日，许得饮会。自二月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已，命戌边女真人，遇祭祀、婚嫁、节辰，许自造。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宫中上直官及承应人毋得饮酒。

　　《金史·梁肃传》：肃为大兴尹，上疏言：“自汉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法。民间粟麦岁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曲。自京师及州郡官务，仍旧不得酤贩出城，其县镇乡村，权行停止。”不报。

　　哀宗天兴二年九月，禁公私酿酒。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以冬无雨雪，春泽未降，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节用糜谷之多，无逾醒醴曲蘖。况自周、汉以来，尝有明禁，祈赛神社，费亦不赀，宜一切禁止，”从之。

　　五月癸已，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

　　十五年四月，以时雨露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酝酿，量给之。

　　十一月甲午，开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肃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严酒禁。有私造者，财产女子没入官，犯人配役。

　　九月辛未，以岁登，开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诏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凉平滦路饥，禁酒。

　　二十六年七月丙午，禁平地、忙安仓酿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严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罢榷酤。初，民间酒听自造，米一石官取钞一贯，卢世荣以官钞五万锭，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钞十贯，增旧十倍。至是，罢榷酤，听民自造，增课钞一贯为五贯。

　　至元十四年五月，诏曰：“汉赐大酺，岁有常数；周申文诰，饮有戒无彝，况糜谷者莫甚于斯，崇饮者刑则无赦。近缘春旱，朝议上陈，官禁市酤，以丰民食。朕详来奏，实为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间无得酝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伤时和。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岁讥，禁酿酒。

　　十一月，诏谕中书：“近因禁酒，闻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储之者，其无酿具者勿问。”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师酒课，许贫民酿酒。

　　九年正月王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编者按，当为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是年正月，成宗崩；五月，武宗即位，明年改元至大。中书省言杭州一郡，岁以酒糜米麦二十八万石，禁之便。河南、益州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课提举司。（许有壬《宿栾河望白海行宫诗》云：圣恩疏酒令，暂得醉歌同。

　　注云：“时有旨特放滦河酒禁。）

　　○禁种糯

　　《太祖实录》：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种糯。其略曰：“予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惧弗胜任。但以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过取之重，心甚悯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间造酒醴，糜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